苏轼《和陶诗》探因

苏轼是我国北宋中期最著名的诗人 ,也是宋诗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共创作诗歌大约二千七百多首 ,其中《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这部分诗 ,是作者在其文学成就最高、艺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完成的。他本人也非常重视 ,亲自把《和陶诗》编纂成集 ,并让其弟苏辙为之作序 ,“以遗后之君子”。 (《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苏轼与陶渊明相去六百年。但陶诗经过这么长时期的流传 ,却被苏轼视为艺术绝诣而“尽和其诗”。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特殊的现象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就苏轼《和陶诗》的成因作初步的探讨。苏轼创作《和陶诗》 ,受到北宋时代…     

误施标点,致义不明

修订本《辞源》二册1149页“想当然”条,书证之二云:宋·苏轼作《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尧臣问出何书,轼答曰:‘想当然耳’。”见宋·龚颐正《芥隐笔记·杀之三宥之三》。按:修订者不仅误施标点,致使语义不可解,且又误标题目致文题不通。原来苏轼参加礼部考试,举进士及第的论文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其弟苏辙为同科进士,故亦有同题论文,两文皆为名篇。看来《辞源》修订者不明苏文题义,     

避世逸隐之心声——简论古琴曲"归去来辞"的意境

琴曲“归去来辞”或作“归去辞”，是依东晋诗人、隐士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文的意境创作的古琴曲，意在表现隐士离世隐逸之情和自然闲适之美。要较好地把握曲意，须对陶渊明归隐前后的思想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陶渊明归隐后的思想感情，可以归结为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五个方面，这些都在《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鲜明展现.琴曲“归去来辞”就是试图将陶渊明上述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之心境表现出来。     

论苏轼的政治态度

在我国古典文学史研究中,评价苏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历年以来,争论较多,分歧大于一致。本文的主旨是讨论评价苏轼分歧的核心问题,即苏轼的政治态度问题。关于苏轼的思想体系构成诸因素关于苏轼的思想体系,苏辙在《亡兄子赡端明墓志铭》一文说:公之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从少公之客到长公之徒--论张耒与二苏的关系

“苏门四学士”中 ,张耒之入“苏门”显得较为特殊 ,他是先为少公之客 ,再为长公之徒。发生这一“重心位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苏辙对兄长由衷的钦服 ;二、张耒与苏轼在文学兴趣、文学思想上的一致性 ;三、苏轼与张耒内在性格上的契合 ;四、宋代社会文学结盟意识对张耒的影响     

读敦煌俗曲杂识

敦煌俗曲主要指敦煌歌辞内[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行路难]等通俗的民间曲词,它们上承六朝遗规,下启后代词曲之兆端,在我国词曲研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这部分通俗曲调的本事、缘起及其流变作一些初步探讨。 说[五更转] [五更转]之“转”,犹“啭”,歌唱的意思。此调除见于敦煌歌辞外,时代更早者当推《乐府诗集》卷33[相和歌辞·平调]所载陈伏知道《从军五更转》五首,每首五言四句,平韵。辞前引《乐苑》云:“[五更转]商调曲也。”郭茂倩按:“伏知道已有《从军辞》,则[五更转]盖陈以前曲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中的修辞分析

苏轼被一帮嫉妒文采的小人所诬陷身陷“乌台诗案”。苏东坡的人格是高贵的，即使那些小人步步为营，他不是让小人收拾的服帖乖巧，而是去寻找自己。《苏东坡突围》是余秋雨对苏东坡文人品格的高度肯定。《苏东坡突围》从语言艺术角度来看，余秋雨的语言风格多样新颖，修辞的使用是他散文的一大特点，我从“赞苏轼”和“贬小人”两个方面，来分析《苏东坡突围》的修辞艺术。     

长联圣手 千古奇文——钟耘舫和他的三副长联评介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古往今来,产生了不少诗人墨客、文章巨擘。古代的如扬雄、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以及“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苏洵、苏轼、苏辙等;现代的如郭沫若、巴金等人。他们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清朝末年,在四川江津还诞生了一位奇人,名叫钟耘舫,他以善撰写对联名世。此人不但擅写对联,而且擅写长联。在号称中国“八大长联”中,他一个就占了两副!因此被誉为“长联圣手”。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价值刍论

现存的苏轼海外诗文集有十多个版本。这些版本根据流传情况大致可分为“居儋录”和“海外集”两系。一般以为,前者的首本为陈荣选编《苏文忠公居儋录》,后者为樊庶编《苏文忠公海外集》。戴熺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进入研究视野后,改变了这种认识。该本编于陈本后樊本前,是联通“居儋录”系与“海外集”系的中间桥梁。该本保存了陈本的很多面貌,同时又作为底本影响了樊本,在苏轼海外诗文保存及海外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宇宙生成论、绘画起源论、主体创造论的同一说--关于石涛"一画论"的美学思想

石涛试图以哲学的高度,把他对绘画的全部认识贯通起来.他以"一"这个道家特殊的哲学概念替代了以往画论中的"道".这是介于"道"与"万物"之间的一个概念.一方面,它有"道"的生成意义;另一方面,又是物自体."一画"是人类依据于自然的创造,它打破了自然的原始状态,铭刻上人的意志.石涛在继承中国哲学关于宇宙起源、艺术起源学说基础之上,又强调了艺术家主体创造的因素.以此冲破因袭的成法,创造出一个"我法".所以石涛认为,受先于识,要把握一画之法,就要强调艺术家自身对自然的感受,固守成法必然导致自我感受的丧失,惟有不受任何概念束缚的"一画"才能真实地表现自然,也表现自我.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从超越自我到超越士人——论黄州时期苏轼人格的超越

贬谪黄州的苏轼虽身处多重困境 ,但自强不息。自筑雪堂以安居 ,亲耕东坡自其力 ,融入自然慰孤心 ,走向民众与民乐。在词采斐然、大气包举的同时以绝异同类的东坡哲学砥砺情操 ,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和真实。不仅超越了自我 ,而且超越了士人 ,从而实现了自身人格的超越。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陶渊明与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

陶渊明的诗文与高洁的人格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赞,这与他儒道杂糅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诗文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他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后代作家更是从他那里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说,陶渊明为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     

申报馆与王韬小说之转变

新兴的申报馆在王韬的小说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了两次创作高峰,同时也是两次转变。申报馆与王韬的合作开启了报刊与中国小说作家合作的先河,意味着中国的小说创作在商业资本和近代传媒的介入中酝酿着重大转变,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尝试了小说的近代变革。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新征集唐代武功苏谔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对新征集的一方唐代武功苏谔墓志的考释,发现其志内容翔实可靠,出处可与文献互证,不少地方或更史之误,或补史之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能揭示出志主苏谔的身份及其与武功苏氏的关系,并借此补全唐代武功苏绰一支的谱系,为进一步研究唐史提供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