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亡说的整体之思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诗》亡包含了文章样式的颓败、经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与文明样式的衰微.在王道衰微霸道兴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为王道政治奠基的《诗》经衰亡,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经兴作.     

论金庸武侠小说正邪人物之“反”叙事模式

在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创造性地对传统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颠覆与反拨,打破了好人坏人绝对对立的二元模式,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善恶之谈:《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框架

《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框架并非因果报应,善恶之谈才是支撑作品叙事的真正框架。作品以晁家母子的善恶人生为叙事纲目,整合晁源、牝狐、计氏与狄希陈、薛素姐、童寄姐两世间的病态夫妻伦理关系,辅以武城和绣江明水社会风气的善恶之变,在两代、两世、两性、两地的多视角交叉叙事中,充分肯定以德累仁的道德价值,彻底否定不仁不义的道德堕落,体现作者劝善戒恶的道德说教意图。     

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

《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论《红楼梦》首回“甄”“贾”故事中的诗语叙事

《红楼梦》第一回进入实境叙事之后叙写士隐一梦、英莲幼年、贾雨村发迹及甄家败亡,在叙事结尾或将结尾处依次插入幻境对联、跛道人诗、雨村对联、《好了歌》。这些诗词韵语使叙事有了节奏分层,在作为承上启下叙事界点的同时,作者也借诗语传达其深在旨意和情感态度,在交代真假的创作本事同时探求真假的存在哲学,感叹故事人物之“应怜”,暗写宝黛钗的差异特点,以佛道出世解悟人生如梦之旨。诗文交融、叙事抒情结合、创作情绪张弛有度,体现了作者血泪创作背后的“辛苦”经营。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及其《史记》综论

司马迁是西汉时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所著的《史记》不仅是汉代学术史上的最重要著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经典,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史记》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依据朝廷内外的丰富藏书,二是根据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史记》的体例,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的思想倾向,首先,司马迁看透了当时的世态炎凉,陈古刺今、借浇块垒。其次,他对于狱吏的残酷,也有切肤之痛。最后,在一些历史人物的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范例,不仅是史学巨著,而且是史传文学的典范。魏晋以后,《史记》逐渐在世间流传开来,隋唐以后《史记》又传播海外。     

基于语料库对比分析“habit”与“习惯”的搭配异同探析——探讨中国学习者习得“habit”搭配的规律

habit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并不陌生。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学习者积极使用habit及其搭配,搭配形式多变,但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其使用能力并未随之提高。本文从habit与习惯的词典释义出发,基于语料库对habit与习惯的搭配习惯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habit搭配的规律及其潜在的原因。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司马迁就具有这一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民族大一统思想、疆域大一统思想和政治大一统思想等，这一思想在史学上表现为“通史意识”。     

身份转换中的善恶较量——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报恩”叙事

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以老哈蒙三份遗嘱出现的先后次序为主线,展开由哈蒙遗产继承权所引发的“报恩”叙事的“正向→反向→正向”运动,召唤读者对其间善恶力量的较量做出价值评判,同时引导对小说中另一隐性“报恩”叙事的结局做出预测,以批判英国济贫教育体制及国民思想中的利己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