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三大传统社会分层观比较——以“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得到”为分析视角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经典社会学的三大传统提供了三种基本的社会分层理论观：＂阶级分层论＂、＂阶层分层论＂和＂分工分层论＂。本文拟以社会分层理论的中心问题——＂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为分析视角来探讨和展现三位经典大师是如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讨了经典大师的理论方案对中国社会迈向更为公正合理的社会分层观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西方社会分层研究述评

本文就社会分层的概念、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并评述了其理论的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社会分层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论清末日本狱制考察

“觇见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度之文野。”清末,西方列强以清政府狱制不及西方国家为借口,阻碍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放弃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为此,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游历考察西方国家的狱制,以期改革清政府的监狱制度。游历较之留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中日本狱制考察与清末狱制改良,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本文以近六十本东游日记(清末官绅日本考察日记)为第一手资料,着重考察清末新政时期的日本狱制视察之全貌。在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一个结论:清政府对日本狱制的考察,在清末狱制改良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试分析国家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具体机制

无论是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分析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会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受到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对于此特征,以往的研究已经有过不少表述.但是,对于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却研究不足.本文提出了"政策群"的概念,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基调理论",其次是将基调理论转化为"大的政策原则",最后是落实为很多具体的政策.本文还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的概念,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关于我国政府雇员制问题的思考

政府雇员制是西方政府人事制度改革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政府雇员制是符合世界新潮流的先进且可行的一种政府用人模式，是对过去中国式传统“干部”模式的一个有力冲击，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发展前景看好的新探索。但是现阶段我国政府雇员制的实行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本研究考察在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层的交互作用下,生命历程中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性别对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有独特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这一劣势是因为女性从教育和收入所获得的健康回报比男性低。此外,女性之间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男性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本研究不支持健康不平等的“累积优势/劣势假说”,而是在女性群体中支持“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职业分层的方法论及其功能

职业分层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证上与社会分层之间具有原生与派生的逻辑关系。当代国际社会分层研究对其基本研究单元一职业分层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理论构架和方法路径:理论分类分析和经验分级分析。分类与分级实质上是分层领域的理论核心问题和矛盾的难题。上述两种分层理论和分析路径的综合将有助于对职业分层和社会分层的全面研究。     

论社会分化的三个维度

社会分化是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的问题,但关于社会分化却见仁见智,一般也认为社会分化主要在分层这一维度上展开.本文首次提出社会分化至少有着三个最基本的维度,即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系统功能分化,社会分化在这三个维度上展开自己的丰富内容.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化的横向维度,是社会分化的基础与前提.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化的纵向维度,是资源占有的分化标识.系统功能分化是社会分化的深化维度,是现代化的重要形态.文章认为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正向意义与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本路径,是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推力.     

社会公平、法律与社会结构——以转型时期土地法律调整为对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也经历了更为深刻的、全面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资源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制和调整,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及政策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当下中国在土地资源的占有、征用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当前的社会分层结构有关。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律,应该努力给出一种解决方案,以确保整个社会能够和谐发展。     

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牧区社会工作探析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助人活动古今中外皆有之,而专业社会工作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在学习和借鉴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实务,一直是社会工作界的重要任务。其中针对中国本土化牧区社会工作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不仅是本土化社会工作亟需开拓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三牧”问题的解决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该文对中国本土化牧区社会工作之现实亟需、发展路径等进行初步探究,提出加强政府主导、加快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开拓服务领域和介入空间是当前发展本土化牧区社会工作的必要选择。     

城市住房的阶层分化：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的分析

住房是透视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的重要视角。本文依据2006年CGSS全国调查数据,运用潜类分析方法,从住房条件、住房产权、住房区位三个维度描述并分析了当下中国城市住房资源在阶层间的分化状况。研究表明,在制度变迁背景下,住房资源分配虽然复杂多样,但住房资源的占有及住房区位的分布仍被打上阶层分化的烙印。住房条件、住房产权、住房区位的分化不仅表现在阶层之间,同时也表现在代际之间。     

社会分层里的行政他性：李普瑟的结构张力论

本文首先梳理了李普瑟的文本,把其对社会分层的构思阐释为一个最适用于公共行政的“结构-张力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作者从五个方面阐明了这一变化,即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形成。     

我国社会管理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建构一个以社会组织为基层主体、以居民自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形态。作为一个相对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后发进程,我国的社会建设既面临着传统资源匮乏和现代社会多重压力的困扰,又具备了在借鉴西方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实现超越的可能。通过实现从管理社会到社会管理理念的转变,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事业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道德价值基础两个方面发现自身的发展逻辑,规划符合这一逻辑要求的发展路径,以最终落实于超越利益共同体层面的价值共同体的建构,来推动我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英文)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中国的户口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芙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分层状况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发生重大变化,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被打破。通过对江苏省农村居民社会分层状况的调查研究,可看出中国农村居民无论是职业还是收入分层的趋势已初步显现,从总体结构上看,呈现出底盘和中间阶层都较大的＂烛台＂结构。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农村居民的职业转换和城市化,而通过教育或培训以提高＂下下层＂（种田农民及无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     

平等主义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官僚体系：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模型

通过重新分析“再分配”的概念,本文跳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精英与普通民众区隔的过分关注,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结构是由平等主义（egalitarian）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particularistic）官僚体系间的矛盾所决定的。1 再分配本身并不产生不平等,而是再分配过程中的官僚及官僚政治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远近不仅决定了在再分配体系中的地位高低,也决定了遭受官僚政治影响的程度大小。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官僚在再分配时期的优势将进一步继续,而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上的差异也将逐步扩大。     

资源分布、阶层地位与社会支持 基于东亚华人社会的比较

已有研究大多从网络结构角度讨论社会支持,本文基于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数据,从地位结构观角度探讨了东亚华人社会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资源分布格局的华人社会中,阶层结构对城市居民在社会支持选择上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正式支持和混合支持的选择上,与中国大陆相比,教育地位对港台地区居民选择混合支持的几率有更明显的正向作用;在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选择上,教育地位对中国大陆居民选择正式支持的几率的正向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