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东文派的散文史价值与文章学贡献

宋代浙东文派是北宋中叶至宋元之际流衍于浙东地区的散文流派,根源于浙东事功学派,并逐渐从传义理的学派,嬗变为重辞章的文派.该文派作为南宋最为重要的散文派,宋文优良传统的持守者和文坛最具事功特色的议论派,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文派构建文章批评理论体系,推动了文章学走向成熟;开创评点式选本批评法,丰富了文章学批评体式;编出文章经典选本,影响了后世文选活动.文派从理论建树、批评体式、文选活动三个维度,又为中国文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天文、人文与文章：先秦两汉之“文”的美学意蕴

中国古代“文”的内涵复杂,其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表现主要概括为天文、人文与文章三个层面。就天文之“文”而言,它指自然万象及背后运行的宇宙之道的绚烂呈现;就人文之“文”而言,它指被礼仪章程规范的“守礼”之人的行为、情感和言语的雅化,此内涵进一步被“文质”范畴拓展和深化;就文章之“文”而言,它既指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指创作过程的特质,即对文饰的重视,由此导向了后世尚“丽”的审美观念的生成。     

论"传奇观"与明清戏曲小说的文体关系

明清戏曲小说均以"传奇"为核心的多共性,又存在"别是一家"的传奇特性:小说强化可读性的一面,突出览阅称赏的传奇色彩;戏曲着力可观性的一面,追求舞台动人的传奇效果.明清文人"传奇"理念的演绎.不仅在于奇人奇事的叙事铺衍,而且还在于奇文奇书的审美观照,同时完成文人自我奇才奇气的抒发传达.     

论"笔记体小说"之基本文体观念

本文以回归还原的思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古人所持之"笔记体小说"基本文体观念:以载录鬼神怪异和历史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取材观念和题材类型意识,包括博物体、志怪杂记体、琐言体、琐闻杂记体等内部诸多题材类型观念;"史之末流"以及"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的文体性质认知和"据见闻实录"的写作原则界定;以"游心寓目"、"广见闻"、"助谈柄"为主而兼"寓劝诫""补史之阙"的功用价值定位.     

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

中国戏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它们在剧种、唱腔、角色、曲词等方面虽然有所演变,但中国戏曲文学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一)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的特质,决定了戏曲文本的代言体特征;(二)戏曲以演员的语言、动作、歌舞来演述故事,因此它属于叙事体文学,即具有叙事性特征;(三)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与西方近代戏剧不同,它一直保持并强化了诗剧(或谓剧诗)这一特点,以曲而歌使中国戏曲具有强烈的抒情性特点。代言体、叙事体和抒情性是中国戏曲文体的根本特征,它们三者的有机融合使得中国戏剧既有别于小说、诗歌,又有别于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戏剧。     

关于《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我国东晋高僧法显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文化巨人。他的旷古奇书《佛国记》早已译成英法等多种外文。作者旅印期间欣然见到该书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 ,在本文中重点分析了前者的得失。     

唐代判文文学化的内在机制与文化意味

唐代判文体现了文学、法律与考试三重面相,最终实现了从实用文体到文学文体的转化。三种面相的纠缠,尤其是判文的考试、法律属性,形成了叙事性、虚拟性、开放性和情感化等文学特征,这是促使判文文体转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文学化过程中,非文学的因素起到关键作用。判文向文学文体转化,有着深刻的文化意味:它意味着中国文学中原先"作文为己"的文学变成"作文为人"的功利实用文学后,一些文体又向自主自发的创造性文学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功利实用属性促成的,其中隐藏着自我突破、解体和变异的因子。在转化了的"判文"中,可以看到对政治权威的脱离与解构,也可以看到正义精神和人文意蕴在文学中的渗透与增强。     

论先秦“誓”体及其契约精神

“誓”作为一种文体,生成于原始宗教祈祷神灵的仪式。先秦“誓”体根据所用礼仪场合的不同,分为祈祷之誓、军旅之誓、会盟之誓、私人之誓、假道之誓、约剂之誓和悔过之誓等多个类型。各种“誓”体的内涵和仪式虽然不同,但其文化功能是一致的。“誓”之行为,是在神灵的监临下限制起誓主体的随意行为,建立、规范、调节人神关系、人际关系,以达到维持和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目的。誓约行为中蕴含了丰富的契约精神,包括神灵信仰、对等原则和信用体系。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史记》“庄子传”读论

庄子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当代著名哲学家钟泰先生以学贯孔、老二家,而又益之以恣肆之语对庄子的地位给出了评价。庄子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风范显示了他的出世精神。司马迁在为庄子做传时,没有过多解读他的思想,而是列出了他的几篇代表作,之所以选择这些篇目,当是表达了司马氏对庄子的认知,因此,我们研究庄子,就不能忽视距离庄子最早时期的社会有关评价。     

论宋代科举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

本文首先论述了宋代发解试解额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固定解额制产生的原因和实施办法。接着通过对部分州郡解额的考察,指出固定解额存在着地区不平衡的问题,并分析了发达地区士人在获解可能性很小的情况下,仍然大批赴试的原因。最后,文章论述了固定解额制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病,指出由于官员子弟享有参加发解的某些特权,所以固定解额制不仅不能充分选拔人才,而且也是不够公正和合理的。     

“以小说为证”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形成

在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下,小说多依附于子、史,几乎都是“为证”式的,非为小说而小说,故虽名为小说,实以证理为主要,兼有证教、证才、证诗、证地等,小说被视为“证据”或论证的手段.大体而言,唐前重小说“所证”,唐及后世重为证的小说文本本身.过分突出“所证”,小说本身的故事处于依附地位,妨碍了小说文体的独立;反之,作为“证据”本身及“论证”过程超越于所证,小说文体之独立性也就慢慢得以呈现.     

“质与文”“合理与合式”之辨

"质与文"与"合理与合式"是韩非子和贺拉斯分别提出的两组相互对应、有相似之处的形式理论范畴。这两个范畴不仅表现了中西古代文化思想背景、世界观念、思维方式上存在的根本性分歧,而且也表现了中西形式理论在主体问题上的"共通"之处。     

“在汉语中出生入死”——“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阐释

基于独有的宇宙观,中国文化确立了重"象"、重直觉、重体验、重体悟的隐喻思维,迥别于西方重概念、重分析、重演绎、重论证的逻辑思维,与之相应的是"注疏""语录""公案""评点"等"断片"式学术书写。20世纪以降,在西方话语系统的冲击之下,汉语逐渐丧失其主体性,思想与文化的传统随之断裂。钱锺书的研究表明,为"使语言保持有效",应充分发挥汉语之人文特性的优势,将隐喻思维与逻辑思维相融通,以更好地表现人类复杂的心灵世界。"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创构,可谓"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其内在机制与传统的书写经验、思维模式、文化范式等一脉相承,而化解、协调、平衡、弥合了诸多矛盾,形塑一种"新感性",进入了"生生不已"的精神创造空间。     

“效体”诗原论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题或诗序出现“效某某体”等显性标志的诗歌可以称作“效体”诗.“效体”诗生成于六朝,并在此期确立了三种创作范式.其发展大致伴随着古人对“体”的内涵的认识变化,总的趋向是从效法体貌、风格,逐渐转向效法体裁、形式.诗歌典范的确立、诗人创作动机的多元、诗坛宗尚和复古风潮的驱使,都是促使“效体”诗产生和兴盛的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创作传统,“效体”诗的意义与价值需要平议.     

“《昭明文选》分三体七十三类说”商兑

凡是文体的标示,一定是从第二格开始与凡是文类的标示,一定是从第三格开始说,不符实际;李善注本的目录,不可能原还有一行,在第二格的位置本有‘文’字;骚非诗之一类。《文选》分三十九体(类)说是可信的,骚至祭文均为文体而非体之下的文类;《昭明文选》分三体七十三类说断不能成立。从文献可信度的角度看,六臣注本目录排列如何,只能是一种参考。从方法论的层面说,考察《文选》的分体情况,其序文最为关键,尤其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两句务必吃透。     

“因文生事”的文生逻辑——论金圣叹对明清小说虚构论的发展

金圣叹提出文生虚构论,对于以往只注重事之真实与否的虚构理论来说是一个重要补充。其论述逻辑从三个方面展开:事为文料说是其文生虚构论的理论基础,因文生事说是文生虚构论的主要内容,文字功能论是文生虚构论的功能延展。金圣叹的文生虚构论来自于文章理论,顺应了从明末清初开始的通俗小说从史到文的航道转向,为古典小说的近代化转型奠定了理论基础。     

叙事与历史:宋代“废罢《仪礼》”的话语空间

“废罢《仪礼》”是朱熹对熙宁四年贡举改制的高度选择性解读,这一叙事后成为中国礼学史分期的关节点。事实上,若重建“废罢《仪礼》”话语形成中的事件群,可以发现,在科举制度的各项变革之中,很难看出有针对《仪礼》这部经书的特别考量,唐宋时期,它一直是九经中的中经,亦从未进入任何五经的序列之中,只是在考生“去难就易”的心态下,《仪礼》渐为举子所弃。朱熹“废罢《仪礼》”的叙事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不如说是对知识体系与知识传承的反思。     

从“因缘生法”到“因文生事”——金圣叹创作过程论浅析

金圣叹是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大家,他将佛学的因缘生法命题引入文学批评,借用动心而为、随因缘而起、设身处地等佛学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的人物塑造过程,又通过格物、物格、忠恕等儒学命题来说明人物创造理论。在此基础上,金圣叹进一步提出因文生事理论,揭示了通俗小说的结构特点——以情节贯穿故事、人物,从根本上指出了文学创作的虚构本质。     

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的影响

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