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虞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

挚虞是西晋重要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惜其书宋后悉皆不传。从辑存的佚文看,在文学成就方面,他于各体文学创作均有一定成就和建树,尤以议礼议政之文最称宏辩,又最切实用,成就最为突出。在文学之学术贡献方面,他编纂了我国首部诗文总集《文章流别集》,撰写了我国首部文体研究专著《文章流别志论》,编撰了我国首部文学家传略集《文章志》,此三者均有首创之功,尤以《志论》对古代文体论及文体学贡献卓著,最受重视,影响深巨。因此,他自应在我国文学史特别是文体理论与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昭明文选》分三体七十三类说”商兑

"凡是文体的标示,一定是从第二格开始"与"凡是文类的标示,一定是从第三格开始"说,不符实际;"李善注本的目录",不可能原"还有一行,在第二格的位置本有‘文’字";"骚"非"诗"之一"类"。《文选》分三十九体(类)说是可信的,"骚"至"祭文"均为文体而非"体之下"的文类;"《昭明文选》分三体七十三类说"断不能成立。从文献可信度的角度看,"六臣注本"目录排列如何,只能是一种参考。从方法论的层面说,考察《文选》的分体情况,其序文最为关键,尤其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两句务必"吃透"。     

宋人诗集中的诗僧与僧诗

在宋人所编选的宋代诗集中,从《九僧集》到《江湖风月集》,诗僧群体的作品占据了其中的重要地位。北宋陈充编选的《九僧诗》,展现了诗僧交往群体之广以及其与中上层士大夫群体的交往之密切,并且这种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间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是《九僧诗》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而随着从北宋向南宋的过渡,诗僧群体交往的主体也演变为中下层文人群体。就宋代而言,禅宗对诗学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晚唐体的出现与发展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诗僧诗集的编选与出版上。此外,宋代的诗僧诗集还反映了中日两国僧人的交流与诗集的保存。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刘书成一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和文体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将诗歌和散文分别汇总结集为《诗经》、《尚书》，自汉以降的文类研究不外沿两条路子发展：一是沿着《诗经》、《尚书》的路子，按文体编排诗文集。二是沿着曹丕《典论·...     

对《文选序》审美观的理性思考──兼论《文选》之选文标准

我国古代诗文总集的选本,最早见、最完善的一部便是《昭明文选》。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书著录,昭明太子肖统之前,已经出现一些总集,诸如杜预的《善文》、挚虞的《文章疏别集》等等。可见将诗文作品编纂结集,或又级之以某些评论,于魏晋以来,已蔚为一种时尚。但上述这些总集,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大都逐渐被淘汰湮没,有的也仅存残文片语,散见于其它著作之中。《昭明文选》虽无总集选本革露蓝篓的草创之功,却唯独得以保存,流传千载,以至当今。事实雄辩证明,它是一部编选成功的总集,经受住了时间的…     

宋代浙东文派的散文史价值与文章学贡献

宋代浙东文派是北宋中叶至宋元之际流衍于浙东地区的散文流派,根源于浙东事功学派,并逐渐从传义理的学派,嬗变为重辞章的文派.该文派作为南宋最为重要的散文派,宋文优良传统的持守者和文坛最具事功特色的议论派,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文派构建文章批评理论体系,推动了文章学走向成熟;开创评点式选本批评法,丰富了文章学批评体式;编出文章经典选本,影响了后世文选活动.文派从理论建树、批评体式、文选活动三个维度,又为中国文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邢昺《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考

北宋经学家邢昺撰《尔雅疏》,大量征引本草文献以助训诂,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以往对《尔雅疏》的训诂特点颇多研究,而对其征引本草文献的种类、特点及意义则未有涉及。通过对比、考证得出:《尔雅疏》引用的本草文献,均转引自北宋初年的《开宝本草》。《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忠实于原文,较少辨析,体现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训诂传统。邢昺之后的宋代本草学又受《尔雅疏》的影响,大量引用《尔雅疏》来帮助本草名物训诂,这体现了宋代训诂学与宋代本草学良性的互动关系。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尚书·无逸》的文体特征及文体学意义——兼谈口头家训的发生与文本的凝定

把早期家族、家庭内部口头训诫的社会行为和话语用文字记录下来，再经过加工，逐渐凝定为家训文。周成王七年周公即将还政成王前，对成王以“毋逸”为主题进行训导谈话，由当时的史官记录下来，后编辑成篇，再编入《尚书》，凝定为传本《无逸》。由于《无逸》文本隐去了叙事框架，于是由一篇叙事之文演变成了论说体文章。《尚书·无逸》所反映的是在家族之内周公以家族长辈的身份，对成王从立身处世、治国理政方面进行教导，用简练的散句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娓娓道来，语重心长，据题抒论，主题明确，家训体的文体特征在《无逸》篇中得以充分体现。《无逸》是现存同类文体的书面文献材料中最早的完整篇章，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题论说类家训体作品。     

体裁与体裁图样

什么是体裁?体裁是文章结构组织的一种稳定的、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是随着文章内容的多样性以及作者对文章所提出的不同的审美任务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最早划分文章体裁的说法当始于汉末的蔡邕。他在《独断》中,将文章分为两大类:天子令群臣之文和群臣上天子之文。两类又各分四种,前者分为策书、诏书、制书、戒书;后者分为章、奏、表、驳议。到了三国,曹丕对文章体裁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著名的《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所谓“本”,大致是指文章的基本规则,是一切文章的共同要求。所谓“末”,即指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曹丕之后,历代划分文体的人把文体的数目愈分愈多。陆机的《文赋》分文体为十,刘勰的《文心雕     

论《焦氏易林》的文学价值

《易林》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视为一部占卜书。明代中叶以后虽有一些有见识的学者诗人注意到了它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但仍未能使其在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发展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本文认为,《易林》是汉代中期出现的一部诗歌总集,以它的篇幅之钷、思想内容之广且深、艺术表现之新而美,在汉代文学尤其是汉诗领域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必为自家门第: 《曾巩集》佛老题文中的儒家本位

茅坤对曾巩"曾公凡为佛老氏辈题文,必为自家门第"的评论,思想渊源来自于宋儒吕祖谦编撰《宋文鉴》时与朱熹达成的有关佛老文字须得"义理之正"的共识。真德秀在《续文章正宗》中专辟"寺观"一门,亦以欧、曾之文为正宗。两部选集共同确立了曾巩"佛老题文"坚守儒家义理的范式地位。从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理论来看,曾巩"佛老题文"中虽有对佛老之徒的赞誉,但其言语的"所指"实际是对儒门不振的焦虑,正如王应麟所说:"南丰所为称学佛者,将以勉吾儒也。"     

《樊川外集》诗辨伪

北宋熙宁六年(1073)杜陵田概编就《樊川别集》,序云:“集贤校理裴延翰编次杜牧之文,号《樊川文集》二十卷,中有古律诗二百四十九首。且言杜牧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所言“集外诗”,即《樊川外集》。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著录,据田氏序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丁约剑解》与传奇文体问题

自鲁迅以来,传奇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文体之一种,历来为学界所公认。而牛津大学杜德桥的《〈丁约剑解〉:唐代叙事作品分类的一个难题》一文,通过对《唐阙史.丁约剑解》的分析,对传奇这一分类的意义、明确性及其在阅读和批评过程中的实际效果都提出了质疑。文章追溯了鲁迅对唐传奇问题的论述,针对杜氏的文章,结合对《丁约剑解》的评议,讨论了传奇文标准,区别了“传奇文”与“传奇集”在分类上的不同情况,论述了传奇分类的合理性,提出了把握古代文言小说分类应注意的问题。     

《平妖传》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

《平妖传》是元末明初的一部神怪小说,原本题“东原罗贯中编次”,共四卷二十回。小说以北宋年间王则领导的农民起义为背景,称颂赵宋王朝对起义运动的镇压。因书中写宣抚使文彦博在诸葛遂、马遂、李遂协助下镇压了义军,故原书名     

论《文选》“难”体

《文选》分类，一般认为是３７或３８类，近有人提出３９类说，即卷４４“檄”下有“难”一体，而常见各《文选》版本皆脱，此说引起学术界的争议。本文从《文选》的版本、目录等方面加以考证，同时，又详尽考察了“难”体在汉魏六朝史书、总集中的著录情况，并对“难”体与相近各文体间的关系进行了辩析，对“难”体的产生和发展也作了清楚的论述，进而指出，《文选》以“难”体单独列类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试论郝经文学创作的渊源与造诣

郝经以理学著名,对其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历来较少注意。文章以郝氏文论为主并联系其各体文学方面的创作实践,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渊源及其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指出郝经以金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国朝文派"为其文学基础,并上溯到以北宋中期文学为下限的整个古代文学传统,对宣和以下的宋代文学则有所贬抑,隐含有以金元文学为正统的文学史观。郝经同时继承宋金时代理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传统,重视诗赋文章的艺术表现,注重才情,表现出气格与法度并重的创作倾向。其古文继承唐宋古文家的思想与艺术传统,古体诗与辞赋则追仿汉魏六朝的风格。郝经作为一个处于复杂交错的政治、族群及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家,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黄庭坚“以诗为词”及其文学史意义

苏、黄诸人"以诗为词"自北宋以来已成为共识,但黄庭坚的"以诗为词"则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在理论上,与苏轼认为词是"诗之苗裔"不同,他注重以学问为词;在实践上由于受到其诗学理论的影响,他更注重用诗歌的创作手法来写词,即"寓诗人句法入词"。故对黄庭坚"以诗为词"的正确认识,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破体"、"立体"两种文体观,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