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自当属真情——论陶渊明《闲情赋》的人格意义

“闲情”自当属真情——论陶渊明《闲情赋》的人格意义张廷银在现代人关于陶渊明《闲情赋》的研究文章中，我认为袁行先生《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①最值得一读。它不仅肯定了《闲情赋》淋漓尽致地描写男女情思的单篇艺术成就，而且指出了该赋在古代...     

世阿弥的能乐理论构建

观阿弥在艺术上提高了未脱离写实演技的“猿乐能”,将写实的演技与富于幽玄的演技结合创造了“能乐”。这是观阿弥艺术实践的结晶,但他没有来得及总结、提升,写出一本能乐论书。世阿弥继承了观阿弥的事业,进一步在艺术上深化和洗练化“能乐”,在当时已经盛行的歌论书、连歌论书,特别是二条良基的《连歌论》的启发下,以及当时禅文化思想的巨大影响下,通过总结“观世派”两代人熟练的艺术实践和丰富的表演体验,还有积累了惊人的知识和观众的审美价值基准,建立了独自的“能乐”理论体系。换句话说,世阿弥“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不仅在“能乐”创作和表演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升,构建了“能乐理论”的体系。     

《诗经》“兴”体述例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三法中,赋比易识,惟兴难知。诗自《毛传》以后,历代对“兴”的解释,不乏其说,但皆从“兴”的意义特征上予以阐述,且各自为说,解释不一。很少有从“兴”的体例类别,结合具体篇章予以阐述的。这就更使人感到懵惑不辨,恍惚难明。     

唐代渭水四赋赏析

据清代陈元龙撰修的《御定历代赋汇》收唐代文人4篇有关渭水的赋作,分别是自居易的《泛渭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刘殉的《渭水象天河赋》、独孤授的《泾渭合流赋》。这四篇赋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唐代文人对这条河流的情感与非同寻常的认识。《泛渭赋》体现了青年时代的自居易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有为追求;《渭水贯都赋》体现了人们祈盼盛世永驻的美好愿望;《渭水象天河赋》表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泾渭合流赋》则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和”、个人与群体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和”,反对“独清”。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     

论如何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论如何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王乃家江泽民总书记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９０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     

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就逐步被中国化,这在学术界几无异议,但是,对于佛教为什么会中国化,是如何中国化等问题,以往学术界谈得不多,至于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问题,前人尤少涉及。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的某些特点入手,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并借此就教于学术界。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自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就开始了。东汉人之看佛教,多视之为神仙方术。本来与“羽化升仙”格格不入的“涅槃”,被理解成“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于无为,而得为佛”(袁彦伯《后汉纪》);以“空”、“无我”等思想为理论基石而创立佛教的释迦自身,被描绘成“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牟子理惑论》)、“蹈火不烧、履刃不伤”(《牟子理惑论》)的“神人”“至人”;本义为“无生”的阿罗汉,也成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四     

交往理论的演变：从近代到当代

现代社会理论对“交往”问题日益寄与关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然而，交往理论并非始于现代。本文旨在探寻交往理论历史演变的主脉。追溯思想史，洛克的观念论对理解问题的研究，实质是交往理论的初始形态；嗣后，休馍赋之以人性论基础。１８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对交往、交往关系的研究，是功利主义的；而康德和费希特则试图对交往关系作辩证法的解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在交往理论上的对峙，一方面是绝对精神论与人本主义的对峙；另一方面是实践观与非实践观的对峙。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人”的交往关系考察，以及对历史上交往学说的批判性研究，创立了交往理论的科学形态；而哈贝马斯则试图对其作根本性的“更新”。     

论一代狂士祢衡的文学创作

祢衡个性突出 ,才华卓著 ,仅凭留存的一赋三文 ,便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祢衡的创作“以气运词”、“借物言志” ,突出地体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发展趋势。他的《鹦鹉赋》为后世的同题赋作树立了师法的典范 ,是同题赋作中不可追及的顶峰之作 ,对咏物类文学创作具有广泛的示范性的意义 ;而其“以气运词”的行文方式 ,更具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对孔融的个别作品产生过影响 ,对阮籍的影响尤为显著。他在文学史的地位完全可以和孔融、刘桢诸人相提并论。     

元朝后期的骚体赋

元朝后期,骚体赋盛行一时。赋家的祖骚不仅表现在对楚骚字词、意象、境界等表层的模拟,更深入探讨《楚辞》的句法结构、题材内容、审美表现等,从深层拟骚。骚体赋的盛行,一是恢复科举后朱熹《楚辞集注》的影响,二是由于祝尧、程端礼、陈绎曾等赋论家的提倡,此外与元朝赋家的地位和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其优点是多少改变了科举赋千人一面、缺少创新的缺点,也使枯燥的程式赋多了几分情韵,缺点是大多赋作缺少屈骚感情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