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孔子不欲观禘说之礼制内涵诠释

《论语》礼制的诠解为古代经师看重,近代论语注本却往往忽略。《论语·八佾》载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句的诠释很能体现礼制在经典解释中的重要性,历代诠解主要有三种：孔安国、邢昺等认为鲁国吉禘举行时间违反礼制;清人认为孔子讥讽当时宗室僭越大禘之礼;郑玄、马融从禘礼内部进行解释。分析三种诠解的方式,结合禘礼的内在仪式与外在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孔子不欲观禘是其对传承周礼、谨遵礼制的坚守,也是对鲁国现实政治的忧虑关切。重视《论语》礼制诠解是解读经典文本、理解孔子圣人之意的关键方法。     

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明太祖朱元璋曾将礼制话语权假之于臣,依靠儒臣议礼,但儒臣纯用礼制的规则并不尽切于时用,也不尽符合皇权的利益,因此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后毅然夺回礼制话语权,其背后潜藏的规则是皇权优先于礼制。成化朝,随着儒臣群体的壮大,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形成,出现了群臣首次争礼的现象,迫使宪宗遵守现行礼制,礼制话语权再度下移。至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儒臣对世宗做出一系列强势礼制安排,这与世宗追伸孝道和提升皇权的礼制需求相悖,由此引发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世宗以皇权为依托,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打击持礼力量,最终夺回礼制话语权。这说明在帝制政体下,儒臣捍卫礼制虽有深厚的历史与思想资源可供援用,但礼制并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权力格局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而是要为皇权做出调适,成为辅翼皇权的工具。     

规范 教化 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

规范教化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白奚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先秦的儒家和法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儒家的选择是礼治，关于礼治和法治之优劣，孔子有过经典性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耻”、“格”两...     

秦汉礼制研究的拓荒之作──陈成国《秦汉礼制研究》读后

秦汉礼制研究的拓荒之作──陈成国《秦汉礼制研究》读后华唐礼与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产。在夏、商、周三代，“杨搬体政”、“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是王朝的根本大法，维系传统社会。家天下”宗法专制统治秩序的基本制度和规程。令人困惑的是，礼与礼制史的研究...     

《仪礼》乐制初探

《晏子春秋》曰:“乐亡而礼从亡,礼亡而政从亡。”“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关系着政权之存亡,社稷之安危。人们“审乐以知政”,通过乐来了解国政,了解国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究其本源,音乐不仅粉饰装璜着统治者的礼制,更主要的是音乐负载着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宗法等级制。本文的目的也即通过《仪礼》中有关乐制的论述来说明周朝音乐与其宗法制度的某种联系。     

再寻“孔颜乐处”——以《论语》中有关颜回的资料为背景

本文从讨论《论语》中的颜回这一人物入手 ,通过对颜回人格特征的分析 ,引入对“孔颜乐处”的探讨 ,根据从“学”、“礼”到“仁”、“乐”的思路 ,由对“礼”与“仁”之间关系的阐述 ,揭示孔颜之所好与所乐在于“礼”这一具体礼制与“仁”这一人的主动性的完美结合。     

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一本有突破性的法律史著作——读杨一凡著《明初重典考》

杨一凡同志所著《明初重典考》一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不囿成说,坚持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精心考证,澄清了长期以来在研究明初朱元璋的重典之治问题上的许多不实之论,是一部力求恢复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著作。朱元璋作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立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封建王朝的法制建设。他亲自主持了《大明律》的制定工作,同时颁行了大量条例和法令。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指导下,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实行了自唐宋以来空前严峻的重典之治。然而,长期以来在对明初法制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大多倾向于朱元璋偏于轻刑或虽用重典而不及于平民的观点。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作者首先就明律、《大诰》峻令、律诰外诸峻令等逐一进行研究。通过对洪武年间的三个基本法典即吴元年律令、洪武七年律和洪武三十年律诰的制定,沿革和量刑情况的考察,认为前两个法典要比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为     

中古嘉礼研究之一——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变迁与意义

梳理中古各类礼书对嘉礼的记载，便可发现它们存在着差异性，这一方面当与礼书本身编撰思想与方式有关，不同史书在记载嘉礼时，修撰者具有不同的考量，使得它们对于嘉礼的定义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五礼制度仅作为礼制的一种划分原则，本身就具有时代赓续性，中古五礼制度处于草创时期，人们对何种礼制当归入何种五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历代修撰者在根据自己对五礼认识的基础上，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这便成为礼书所见嘉礼内容不同的根本原因。对《开元礼》所载嘉礼的内容分析，发现唐代嘉礼多源自北朝，并夹杂对古礼的模仿，呈现出“虽师汉代，实承北朝、远肇周礼”的特色。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

中国的灾害奏报与监察在经历了秦汉魏晋的发展之后,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灾情的申报,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在救灾中得到了执行,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的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唐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受灾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主动性和效率而努力。唐代的报灾与灾情监察制度为宋元明清救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沈贵珤《正蒙解》及其佚文

与明清两代相比,《正蒙》元代注本较少。元代注本大致有沈贵珤《正蒙解》、郑原善《补正蒙解》、朱隐老《正蒙书说》等,均已佚。据贝琼《潇峰祠堂记》记载,沈贵珤《正蒙解》原仅14篇,缺《王稀》《乐器》《乾称》诸篇。郑原善补足其缺,经胡炳文为之作序刊行。今据《新刊性理大全书》等古籍,辑出沈贵珤撰、郑原善补《正蒙解》佚文12条。经初步研究,朱熹三传弟子沈贵珤之《正蒙解》虽多宗朱熹,但间有特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清代北京文人官僚的居家观念与时尚

北京一向以文人官僚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城居者在构筑居家样态和风貌的同时 ,也会展现出社会观念、价值标准以及文化时尚。清代文人官僚的居家观念与时尚 ,表现在对营建房屋的物质投入与精神投入上 ,以奢靡化为主要特征 ;房屋的建筑格局与居家方式 ,处处为礼法制度及其观念所约束 ;园第合一的建筑格局已为包括满族在内的士人官僚所倡导。值得注意的是 ,人们在造屋时所严格遵循的儒家礼法 ,却很少影响到园林的构筑。这似乎可以说是在封建政治程序化链条上出现的不规范的一节。     

利玛窦与明人欧洲观的初步形成

明末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是明代中国人认识欧洲的重要媒介。明人通过利玛窦的中文著译、访谈辩论、书信往来、物品馈赠与展览、修养学识展示以及宗教布道等方式获得欧洲信息,初步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欧洲认识。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利玛窦传递的欧洲信息真实与虚幻同在,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甚至误导了明人之对欧认识,对此应该给予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朝觐礼考

朝觐是西周时期的重要邦交礼仪 ,它对于巩固周代初年的统治和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春秋以后 ,虽然“礼崩乐坏” ,但朝觐礼仪却为春秋诸侯所继承 ,并成为霸主控制与盟诸侯的手段之一。它一方面提高了霸主的地位和权威 ;另一方面则将众多的诸侯控制在霸主之下 ,对邦交秩序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朝觐的礼仪 ,历来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爬梳 ,钩沉发微 ,试图勾勒出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朝觐礼仪。     

明清律典中的巫术犯罪

中国古代典籍关于巫术的记载 ,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礼》 ,而对巫术犯罪的记载则可上溯到秦汉。明清时期 ,继承秦汉以来巫术犯罪立法的经验 ,形成了系统的控制巫术犯罪的法律 ;此时期对巫术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

明代中朝两国的密切联系,带动了两国贸易上的往来。中国对朝鲜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明初的几朝,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则贯通有明一代。两国间的贸易,较好地解决了各自所需而本国又不能保证供给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使两国在贸易中得到了相互了解。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