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而不乱 密而空灵——王忠雁的山水画

<正>山水画家王忠雁是中国美协组织的"江山行"画家组中的主持画家之一。几年来,画家组的画家们饱游饫看,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创作了一批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举办了十多次汇报作品展。他们的作品以鲜明的时代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个性而受到人们的关注。王忠雁的山水画多以繁密为特点,     

郭熙画论观照下的苏轼山水诗刍议

《林泉高致》是北宋郭熙论山水画创作的重要作品,作为苏轼的前辈,郭熙绘画理论对秉持“诗画一律”的苏轼其人其诗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在苏轼山水诗的创作中时见端倪。主要表现在以平远视域布局所描绘的画面并通过光影与明晦的变化丰富山水的表现形态;选取“烟云”这一极具有代表性的景物,烘托出山水诗冲融缥缈、萧散平淡的意境,并创造性地在水墨冲淡的背景下加入了碧色的元素,使得山水诗的创作呈现出“不古不今”的面貌;借助全景式的布局挖掘景外之意,使作品余味无穷。苏轼对绘画理论的借鉴使其山水诗在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代山水诗创作具有重要影响。     

浙江古代名人有多少?

在二十四史的前汉、后汉、唐、北宋、南宋、明、清七代列传的人物中,有籍贯可考的共计有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其中属浙江籍的各代人数和其在全国所居的地位是:     

浅谈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培养

中国山水画教育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主要在意境的培养,这从意境在山水画中的地位以及与笔墨的关系中可以看出,那么意境的培养就成为山水画教育的重点,可以从人品的锤炼、拓宽知识面、学习画史中尝试解决的办法。     

江南建筑艺术的精华——苏州园林

正苏州古典园林,亦称"苏州园林",是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总称。苏州素有"园林之城"的美誉,境内私家园林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清末时城内外有园林170多处,现存50多处。苏州古典园林宅园合一,可赏,可游,可居。这种建筑形态的形成,是在人口密集和缺乏自然风光的城市中,人类依恋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化和完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创造。     

宋代士大夫社会的文学应酬与稼轩词风

1 稼轩词现存六百二十余首。其中,凡序言标明应酬唱和的作品多达三百五十余首,占全部作品的二分之一以上。若与北宋词人相比较,元祐苏门虽以酬唱为盛事,但《东坡乐府》所标明的此类作品仅八十余首,不足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其它词人如黄山谷、秦少游等     

中国山水画俯远法

正"自山上而观山下,谓之俯远"。"俯远法"是中国山水画"六法"经营位置中一种新的经营图式。是以北宋郭思、郭熙《林泉高致》中"三远法"的经营图式法则加以继承和补充,并试图使山水画的空间角度图式,在科技时代的特征下得以创建和发展。这种图式的形成有着时代特点,在山水画构图史美学中,有着流源和观照点,并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科技时代进程和山水画的风格演变密不可分。"俯远法"是我根据几十年的中     

李长庆的山水画

正李长庆的山水画,很显然是他对历代传统山水画下过大气力学习、研究、揣摩后,才达到的艺术境界。他在扎实的传统笔墨功力和处理写生与传统技法程式的这一矛盾中,反映出极高的悟性与才气。他的艺术之路对当代山水画创作中如何借古开今,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长庆的画,初看平易,但在品读之后,自有一种甘美之回味。作品中温厚淳雅和清新和谐的气息,折射出画家淡泊宁静的心态和他对高画格的默默追求。长庆的画繁复苍茫,他善于运用缜密有序的线条对自然物象进行大胆的结构组合,力求从宋元以来传统山水画笔墨技巧中汲取为我所用的表现因素。其笔法以线为主,线条     

著名画家白靖夫

著名画家白靖夫白靖夫，１９４３年生于黑龙江省仄来县，１９６５４毕业于哈尔滨艺术学院。国家早年学西画，其后更醉心于中国山水画的研究。在取得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施以泼彩晕色，铸就了作品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展览，１９８８年以来，先后在香港、...     

杭州西湖苏轼书迹著录若干疑误考辨

杭州西湖苏轼书迹著录若干疑误考辨陈汉民，洪尚之苏轼在北宋熙宁、元枯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期间，遍游西湖胜景，赋咏歌赞，题名留迹，其中的诗刻和题名刻石手迹多为后人所珍重，历代有关西湖的史籍中屡见著录，然鱼龙混杂，难免出现种种讹误乃至孱入作伪冒名赝品，这正如...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宋代人物画向世俗题材拓殖状况与风俗画兴起的原因

宋代人物画创作中出现了明显的向世俗题材拓殖的现象，促成了风俗画的大量出现。尘世百态、民俗事象成为当时风俗画中常见的描绘题材，这类绘画创作在取材、立意和表现方法上充满世俗趣味，在人物画发展史上具有鲜明的特色。风俗画与院体画、文人画等一起，共同构筑了宋代绘画的整体风貌，从而也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宋代人物画创作提供了新的视点。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史官误笔与历史书写:司马光配享帝王太庙探微

功臣配享帝王太庙是古代朝廷对朝中有功于社稷之臣的最高褒奖,配享功臣的选择也揭橥了当时朝中的政治走向.元祐年间,宋廷择富弼舍王安石、绍圣元年 (1094) 以王安石配享、绍圣三年(1096) 罢富弼配享神宗太庙,均与朝中政局走向密切相关.北宋亡国后,徽宗九子赵构建立南宋.为收揽人心,塑造南宋政权的合法性,并为父兄开脱亡国罪责,王安石及新法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羔羊,紧随而来的是王安石被罢配享神宗太庙,恢复以富弼配享的故例.但是《宋史·高宗纪》却记载为罢王安石配享,代之以司马光配享,这显然属于史官误笔所致.然而,此处误笔并非偶然,应与南宋初期崇元祐抑熙丰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史源性错误对后世历史书写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清代《西湖十景图》的“圣境”展现与空间政治

清代《西湖十景图》呈现与重塑了江山一统下的西湖景观风物，承载着对西湖十景文化意象的传承与认同，昭显了皇权印迹下的景观政治，与帝王的江山统驭密不可分。《西湖十景图》结合传统文人绘画和舆图标识，借明晰的景观呈现融入帝王品味及政治意涵，成为权力展现的另一有效途径。作为各景观文化地标的御书碑亭被置于画面中心显要位置，通过空间展示突出强化风景所具有的权力表征与圣境意义。西湖十景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意象不仅是文化的“圣境”，更是体现皇权圣意的“圣境”，带有鲜明的皇权统治色彩。     

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

“传体文”主要指文人别集中以传为题的作品,它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而繁荣于宋。自宋代起,不少文章总集开始将传体文作为独立的文类。其中,《文苑英华》收录了南北朝以来三十四篇传体文,奠定了传体文在文章总集中的地位;《唐文粹》注意到传体文内部的题材分类以及传体文的文体特征;《宋文鉴》选取的北宋传体文更富有经典意义,凸显了北宋传体文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则通过系统的文类构建,使传体文与行状、碑志等文体的异同更加明晰。传体文在宋代文章总集中成为固定的一类,意味着自唐代以来的传体文发展得到文章家的认可,传体文的文体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宋代田园诗民胞物与的情感意蕴——以南宋赵蕃田园诗为中心

世人皆为同胞、万物俱是同辈的理念正是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体现。赵蕃的田园诗,再现了南宋中、后期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与农人快乐的劳动场景,也反映了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辛,更有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渴盼神灵降福而举行的祈雨仪式,充分反映了诗人民胞物与的情怀,代表了宋代士人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具有鲜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主义特点。     

张载卒年考

张载作为关学的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其哲学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理学家,其具体卒年却一直没有定论。因为吕大临所作的《横渠先生行状》中关于张载卒年有误,所以导致后世关于张载卒年的具体时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张载于熙宁十年（1077）大体行程及与其相关的几个时间点的定位,认为张载卒于神宗熙宁十年丁巳十一月乙亥（二十八）,即公元1077年12月16日。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