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唐日本人在唐都长安

唐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也居住有不少来唐的日本人,这些来唐日本人包括遣唐使及随船带来的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唐都长安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积极开展朝见皇帝、进献贡物、读书学习、访师求友、收集书籍等活动,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参谋本部首批“清国语学生”考略

1879年末,日本参谋本部派遣16名"清国语学生"来华留学。这是日本军方正式以"留学生"名义,派员来华学习汉语之始。16人在京留学期间,在陆军步兵少佐梶山鼎介的管理下,通过聘请私人教师,以《语言自迩集》为教材学习汉语,直至1881年末应召归国。虽然归国仓促,影响了留学效果,但他们后来大都胜任了汉语教师职务,并活跃于日本对华交涉中。此外,此次派遣不仅是日本军方从汉语专业学生挑选留学生生源的开始,作为其对外派遣语言留学生的开端,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日本来华五山僧侣与日本中世纪汉文学的繁荣

在日本长达1500多年的汉文学发展史上,江户时代以前来华的日本佛门弟子同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一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平安时代,入唐留学的真言宗僧人空海归国后,就曾以其驰名中日的力作《文镜秘府论》为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至鎌仓、室町时代,来华游学的五山僧侣踵继前朝方袍圆胪的文化使者们的步武,为日本中世纪汉文学的繁荣进一步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隋唐时期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隋唐时期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文化辉煌灿烂 ,学术思想兼容并蓄 ,开创了中国中世纪文化大国的局面。文化大国的特有魅力吸引着周边国家的学者、文人、僧侣等来唐留学、进修和求法 ,且以直接的文献交流为手段大力吸取唐文化 ,中外典籍交流活动频繁。其中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日本 ,由于地理与交通上的便利 ,在隋唐三百余年间 ,曾十数次派遣使团到中国 ,以求友好交住以及采集汉文典籍。众多的“留学生”、“学问僧”在中国求学问法后 ,往往携带大量的中国典籍归国。处于文化繁荣的唐代诗歌、小说和大量艺术…     

武威出土的唐代翟舍集夫妇墓志释证

1997年,甘肃武威出土了一方唐代翟舍集夫妇墓志。据考证,该墓志不仅反映了凉州粟特人翟氏与安氏联姻等内容,而且涉及了翟舍集子孙被不断征发为府兵卫士,参与唐王朝在河西等地战争的史事。这些记录说明翟氏一家在凉州颇有影响,并已入籍授田,成为唐政府下编户。翟舍集家族是大部分普通入华粟特胡人的一个缩影。     

空海携回日本的《悟空入竺记》及悟空行程

本文主要介绍9世纪初日本入唐僧空海抄本《悟空入竺记》在日本的流传状况,并对唐释悟空入竺及归国经行的某些地点进行了考证。     

空海携回日本的《悟空人竺记》及悟空行程

本文主要介绍9世纪初日本入唐僧空海抄本《悟空入竺记》在日本的流传状况,并对唐释悟空入竺及归国经行的某些地点进行了考证。     

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军事教育在中国的传输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历程。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聘请西方外籍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任职任教以及对外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等方式,开始建立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制,完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课程,不断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与武器装备。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军事教育在中国的传输,为推进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历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神”

本文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两方面,探讨古代哲学和文学理论中“神”的意义。哲学中的“神”有主体,客体之分,客体之神为“自然之道”,主体之神是人之志、气、性、情、欲的综合体。哲学之“神”首先被引入绘画理论,接着由刘勰引入文学理论,强调主体之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自唐以后,文学艺术的审美注意凝聚于客体,主体之神由“意境”、“象外”向客体转移,从“诗而入神”实现主体之神对象化,这就是主、客体“神遇而迹化”,创造出中国古典美学中最高的审美境界。     

僧旻法师考略

僧旻,日本大和朝间渡日汉人后裔,俗姓不详。推古天皇15年（608）随使入隋（唐）学佛,留居24年,于舒明天皇四年（632）归国,曾设塾授徒,筵讲《周易》。其时,中臣镰子（足）、苏我入鹿、群公子等皆从其学。舒明朝中,僧曼占流星天狗、彗孛西出,以警苏我氏不臣之心,预天皇朝廷有”其君失地”之危。皇极天皇四年（645）6月中,中大兄等杀入鹿,逼焚虾夷,苏我氏亡（乙巳之变）。孝德天皇即位,厉行新政,以僧曼、请安为国博士,参议国政。僧曼又任大德十师,整饬僧尼,辛劳佛事。孝德天皇白雉元年（650）,僧昊引图谶祥瑞之说,推演五德终始之变,力证白雉休祥之瑞,以为光大天皇政权正统之尊,而收白雉改元之用。     

唐代刺客文化考

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新的特点 :数量多 ,影响大 ,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唐代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是由种种因素导致的 :胡化胡风是宏观的隐性因素 ,因为它造成了唐人尚武习武、崇拜侠刺的心理和行为 ;两者结合又造成了唐代法律的松弛和社会治安的紊乱 ,这些都是唐代刺客兴盛的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而政治的需要才是唐代刺客兴盛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 ,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 ,这就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     

唐诗传播初探

社会重诗风气和以诗取士积极推动了唐诗传播,并为之营建了良好的传播环境。唐诗传播途径由散点式个体传播逐步向社会辐射形成片状传播,并由交通网联结成庞大的传播体系。唐人对传播是积极的、主动的,并能注意传播反馈。     

唐长安城的昌盛与传奇小说的繁荣

历来研究唐传奇发展繁荣的原因,都是从唐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举考试的温卷,以及小说的发展等方面去论述的。本文从京城长安的角度研究唐长安城对于传奇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京都是传奇反映的主要对象。反映长安生活的小说数量多,质量高,代表传奇最高成就。唐长安规模宏大,整齐严密,城坊众多,商市繁荣,城市生活空前的复杂化、多样化。反映这种生活,使传奇小说纷繁多彩。长安城男女交往开放自由,青楼妓院林立,为前代所未有,文人狎妓游弋成为时尚,形成爱情纠葛,悲欢离合,刺激了爱情小说的成熟和繁荣,使才子佳人题材的传奇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成为传奇的优秀代表。长安的豪杰武侠风气很盛,社会崇尚任侠精神,促进了豪侠小说的发展。此外,唐长安诗歌盛极、政治开明、观念开放,都影响了传奇的发展。     

唐人论孟诗诠论

唐人评论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知人论世;二是具备整体性思维方式。唐人如王士源、殷璠、皮日休等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较之后人更能揭示孟浩然的艺术造诣,也对研究孟浩然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皮日休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更具特点,他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诗歌背景,揭示出了包括孟浩然诗歌在内的盛唐诗风,是在对建安诗风与六朝诗艺的辩证继承、成功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极符合唐诗繁荣与发展的规律。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代设置六胡州的历史地理考察

唐代六胡州所在的“河曲”之地属半农半牧地带,既是多民族错居杂处而交融频繁地域,又是唐朝的边疆战略要地。六胡州的置废变迁,就是唐前期关内道北部乃至整个北方边疆军政形势起伏变化历程之缩影。本文着重从地理环境、畜牧经济、人口数量和地缘战略等方面,考察六胡州设置前后的历史地理背景,力求揭示当时的北疆军政局势与河曲内外的民族关系状态。     

论唐代广州内外港与海上交通的关系

唐代广州港分为扶胥港等外港和广州城等内港。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扶胥港在中外商贸活动中作用有限。但其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畅通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城港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直接与海外交通。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大都位于沿城南、城西的水滨,与海外贸易交通有关。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都对外贸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人侠风略论

有唐一代，侠风炽盛，咏侠诗的创作空前繁荣。本文系统论述了唐人任侠风气的成因、声势及其流变，认为唐代社会上层贵族及其子弟的游侠热和侠在中下层文人、民众中的异常活跃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不仅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所需的精神力量，而且作为一种时代风尚、气质精神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一代诗人及其创作。     

论中晚唐人对屈原和扬雄的再评价——以初盛唐为参照

初盛唐和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中晚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屈原与扬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人生遭遇和作品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从而在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上掀起了对屈骚与扬雄之作进行模拟的风气.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