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财政分配职能的强化

实现财政振兴，不仅要通过提高“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数量上达到财力充裕，更重要的是要从健全财政职能上，进一步确立财政分配的主体地位。这不仅是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必然趋势。当前，财政分配职能弱化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分配秩序混乱；二是财政分配自身失范；三是财政体制尚不完善。一、加快理顺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划清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与财权范围，熨平畸轻畸重的旧体制利益格局，缩小地区间非均衡发展的差距，加快完善分税制…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     

图书馆:科教兴国的一个必备条件

图书馆作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教育是立国之本”的后盾，它是为科研与教育提供资料、信息的知识库，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必备条件。因为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和智力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产物，其文化保存、社会教育、知识积累、信息传输、智力开发、身心愉悦等职能...     

关于皇甫谧《三都赋序》的真实性

据《晋书·左思传》记载，皇甫谧曾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极思传》是这样记载的：及赋成，时人本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滥有高誉，思造而示之。温称善，为其赋序。此事还见利世说新语·文学篇》：左太冲作位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告，思意不惬。启示张公（张华）。张日：“此仁京河三，然君文本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温。监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但对于皇甫温序的真实性，自古以来就有否定、怀疑者。就在泄说新语＊左太冲作位部赋》初成”一文之后，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曰：“皇甫谧西州…     

唐代渭水四赋赏析

据清代陈元龙撰修的《御定历代赋汇》收唐代文人4篇有关渭水的赋作,分别是自居易的《泛渭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刘殉的《渭水象天河赋》、独孤授的《泾渭合流赋》。这四篇赋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唐代文人对这条河流的情感与非同寻常的认识。《泛渭赋》体现了青年时代的自居易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有为追求;《渭水贯都赋》体现了人们祈盼盛世永驻的美好愿望;《渭水象天河赋》表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泾渭合流赋》则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和”、个人与群体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和”,反对“独清”。     

“民政”的名与实

“民政”之说,由来已久,其为政府部门名称也历经数代,这方面的考究时常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政工作范围多次变化,关于“民政”定义的理论研究也曾是不少专家学者的案头课题。民政工作多元庞杂的特点,使其内涵与名称之间的联系不如“公安”、“商业”、“财政”等直观明了。结果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民政工作内容与名称之间没有多少联系的误解。笔者以为,“民政”称谓本身,至少含有两义,一是“民众之政”,一是“为民之政”,俱与我们现行的民政工作的性质和民政部门的职能密切相关。     

论当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战略性重构

政府经济职能战略性重构的内涵是 :防止、纠补“政府失灵”和克服、弥补“市场失灵”。相应的对策 :一是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和职能 ,包括以政企分开为突破口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规范政府干预职能及行为 ;加强对政府调控行为的监督 ;在政府经济职能重构的基础上 ,精简政府机构等。二是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宏观调控能力 ,包括财政宏观调控能力、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和行政组织调控能力 ;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 ;将成本—效益观念和竞争机制引入政府调控的某些领域等 ,从而积极、适度、有效地行使政府对市场运作的宏观调控职能 ,充分发挥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二元机制的优势互补作用     

论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则是财政体系内部各级政府对占有的国民收入进行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现行的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划分     

财税行为构建论纲

财税行为是财税主体实施的,能够产生财税法律效果,且需要财税法进行评价的行为.从主体上看,它涉及国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行为,以及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它包括财税执法行为和财税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为;从范围上看,它涵盖财政基本行为、收入行为、支出行为和管理行为,但不纳入财政监督行为.经由“主体-行为”范式,财税行为可以提炼出“决策行为-对策行为”的基本类型,前者指决策主体依法作出和执行财政决策的行为,后者指对策主体参与财政决策和应对法律规定的行为.决策行为和对策行为都需要接受法律评价,但二者在评价标准、重点及后果上存有不同.     

香港社会工作管窥之五：财政与资源

香港的社会服务主要由非政府机构提供，而这些非政府机构从财政与资源上看又可分为“政府津助”和“非政府津助”两类。下面就分别介绍这两类机构的财政与资源情况。     

关于当前哲学研究工作的几个热点问题──谈编写哲学新教材的几点意见

(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四项基本原则,特别要注意到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以及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的,“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左’。”必须切实注意到,“左”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在警惕右和防止“左”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两点论──既反右也反“左”,同时切莫忘记重点论──主要是防“左”。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归宿的,我们必须突出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要为科学社会主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力争写出一本理论与实践…     

北宋中叶振兴国家财政的主要措施

北宋中叶振兴国家财政的主要措施赵云旗北宋中叶以后是中国历史上号称“积弱积贫”的一个时期。“积贫”是指国家财力的严重亏空,“积弱”是指对辽、金战争中的屡屡失败。《宋史·食货志》载：宝元中,“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当时的...     

论北宋中叶改革“三冗三费”的得失

北宋中叶,由于军队数量膨胀,官僚队伍冗滥,统治阶级腐败,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三冗三费”问题。“三冗三费”的出现,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财政收支“年年亏短”,“百年积蓄,惟存空簿”。北宋由此成为历史上被称为“积弱积贫”的一个封建朝代。宋神宗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稳固封建政权,任命王安石进行财政改革。王安石在财政改革中,不仅对开辟财源极为重视,而且对节省支出也非常关注,并采取了种种截流的措施,使国家财政得以振兴,“积弱积贫”的局面很快扭转;但王安石节省支出、振兴财政的措施中也有不少弊端和不足之处,本文拟对其改革作一较为全面的评述     

“求新”与“谋权”:试论载泽与清末财政改革

载泽主政度支部期间从清理财政和整顿盐务两方面推进财政改革.一方面,他力主采取强力措施,在各省设财政清理局,简派财政清理官执行清理任务;另一方面,他推行以中央集权为旨归的盐务管理体制改革,清理盐务积弊.载泽改革财政包含“求新”和“谋权”双重面向,既是以立宪财政新制取代传统财政旧制的改良,又是少壮亲贵崛起后重新划分权力利益格局的尝试.由载泽改革财政可以窥见,少壮亲贵集团的崛起改变了清末政治常态.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为人和创作态度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为人和创作态度林锦鸿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其创作心态多种多样，但大底离不开“发愤”二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谁来保障“最后一道保障线”

救助城市贫民,落实社会保障职能,是政府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在我国现阶段的保障体系中,只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完全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制度性保障,是满足我国城市贫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它的保障对象: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     

《鵩鸟赋》写作时间考订与贾谊年谱重勘

在考察前人诸说的基础上,由《鵩鸟赋》文本出发,参考相关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材料,综合考虑汉初所行历法、长沙地理位置、鵩鸟生活习性等因素,确定《鵩鸟赋》中鵩鸟入舍的具体时间为公元前173年6月1日 (汉文帝七年四月孟夏庚子) 长沙当地17时至19时14分之间 (北京时间17时28分至19时42分之间).贾谊《鵩鸟赋》当作于鵩鸟入舍后不久,也在汉文帝七年四月左右.以这一时间点为中心前后延伸,结合相关材料进行校正,可以重新勘定贾谊年谱,缩小贾谊作品和生平系年的时间偏差.     

道的拓展与文的突破——乾隆帝《开惑论》分析

乾隆帝统一新疆后,撰写了《开惑论》.依据史料,《开惑论》中所谓“浮议”有确切史实,乾隆帝此文不仅是对用兵新疆否决意见的一次总反驳,还体现了对治道的拓展.乾隆帝站在正义的高度,表明自己能够建立超迈祖上功绩的原因在于“天眷”.乾隆帝《开惑论》不仅掌握了话语权,而且颠覆了历史上士人对开疆拓土的批评.乾隆帝一方面重视史实的叙述,一方面强调思想的阐述,这样就突破了赋的外在形式特点,造成《开惑论》有别于传统的赋体.乾隆帝通过《开惑论》,重新建构并维系了中国疆域观与多民族国家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惑论》确实起到了祛疑与开惑的作用.     

百年党史中的中国财政经验与未来发展——“系统平衡财政观”的视角

财政职能的履行是发挥党组织作用和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保障。经过百年的实践,中国积累了从国内到国际、从理论到实践、从主动到有为、从守成到创新等多个方面的宝贵的财政管理经验和财政改革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思想,是党领导各个方面系统谋划、统筹考虑的结果。新时代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财政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系统所处环境、系统构成要素的主体、整体与个体、整体与局部和系统演进的动力源来看,财政政策可以基于系统平衡的核心理念,围绕人的发展进行长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