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的制举与殿试

葛翠玲同志在《唐代“制举”、“殿试”辨》①一文中，对我主编的《隋唐文化史》关于“制举”、“殿试”的一条解说，提出了很好的商榷意见。这里，我就唐代科举中的制举与殿试，略谈个人的一些浅见。唐代科举制度主要分常举与制举两种。常举是按“常贡之科”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的制度，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制举是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即“其天子自诏者日制举”②。天子下诏举荐人才来源于汉代。但作为科举中的制举，直至唐初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二月，设志烈秋霜科，韩…     

编后语

本卷栏目的特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国家与社会、近代华北社会经济、家族与社会、医疗社会史等栏目,发表了我们长期以来重视的有关内容;另一方面,以海洋与社会、科举与社会、法制与社会、思想·制度与社会文化为主题,登载了我们以往较少发表类型的稿件。这些新老栏目的论文,各具特色。有的勇于提出新见解,如民间学者沈登苗先生与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商榷,利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明代科举题名录的精华《登科录》,就何教授《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中对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的看法,     

墓志铭所见隋代科举语词集解

隋代是古代选举制度由察举迈向科举的关键时期。近年来隋唐碑志中所载科举史料,为深入研究隋代科举带来了新的可能。通过梳理与解析墓志所见隋代科举语词,总结出其以复音词为主体,以贡、举、策、第等同一语素构成相同或相近意义词群的特点。其中大部分是承袭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乡举里选、荐举、察举制语境下所用语词,与此同时有旧语词语义扩大与引申、新语词产生的现象。研究隋代科举语词的涵义与特点,有利于加深对隋代选举制度变革的理解,对全面研究古代选举话语体系变迁亦具有参考价值。     

古代日本与唐朝官人出身制度的比较

在古代日本,位子出身在考试、叙位方面都要比唐品子出身容易简单.五位以上子孙,依照荫位授予官阶,其所授予的官阶明显要高于唐制.贡举制度则一向为唐朝所重视,学生由科举出仕,成为唐代学令制度的核心.而日本则不注重通过秀才、明经等考试及第的获得官阶的仕进之路,学校与官人出身制度的联系不是很密切,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作为一种经学传播机构,以荫位方式即通过荫位制出身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以舍人制为核心的荫位官人出身制度.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

本文对明代科举题名文献的流传形式、现存文献和利用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认为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是独尊海内的，天一阁研究学者在现存明代登科录的考核方面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为学界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但骆兆平先生和李大东先生的“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文献百分之八十”之说不确；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评价亦失公允；部分细节也欠斟酌。本文于献疑的同时，就登科录的概念、内容和实质以及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北京闽中会馆的职能及其特点

<正> 明代至民国,各省均在北京城设立了许多非行业性的、而又以地域和籍贯为限的科举会馆,其"产业纷如,……计不下数百余处",这些会馆前后延续五百余年,不但成为北京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与各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特殊关系.因此,对于此类会馆的兴衰嬗变、机构沿革、职能、特点等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出现在北京的这一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 会馆的雏型可追溯到汉代的郡邸,但北京城中科举会馆的出现和体制的真正形成却是在明初.当时朝廷急需补充官员,较前代更为重视科举取士制度.洪武四年 (1371     

论宋代皇帝与科举

综观20世纪以来海内外对宋代科举的研究,科举制度本身研究较多、较深入,其次,是关于宋代科举对社会的影响,即宋代科举与教育、文化、生活等研究也比较重视,成果日见增多.但是,对于科举的上游——宋代皇帝、政府,研究者却很少,尤其是宋代皇帝与科举的研究更少.下面分别论述述之,期以增进读者对宋代何以成为科举社会,两宋科举何以最兴盛、登科人数达十余万,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科举社会的了解.     

明代甘肃进士研究综述

关于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其内容大到通论性的研究,小到关于科举考试规模与录取率,甚至是对科举文献的研究,种类繁多,研究方式也多种多样。进士是科举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不同地域的进士作为一个群体,进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体性研究。针对明代甘肃进士群体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人数考证、时空分布及地方文教状况等方面入手,在群体的研究中又包含了个体的分析。还有一些关于清代的甘肃进士研究成果,其中或多或少提到了明朝的进士状况。在这种将两个朝代相对比的研究角度下,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唐代对民间工商业的政策与管理

唐政府不仅制定推行了歧视民间工商业者的政策,而且通过许多制度对民间工商业进行具体管理.这些制度主要有户籍编制方面的匠籍制、市籍制、供进簿制;工匠地区划分方面的团头火长制;租税征收方面唐前期的租庸调、地税和户税,以及唐后期的两税、商税、苛捐杂税;商品产销方面的官为立样制、入市交易制等及商品流通方面的公验、过所制.另一方面,唐政府还经常滥用强权对民间工商业暴敛劫夺,并在中后期对盐、酒、茶等行业实行辜榷垄断.总之,通过层层操控,唐封建政府将民间工商业掌握在手,新的生产方式始终难以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