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略谈近代散文、翻译、通俗文论的发展

略谈近代散文、翻译、通俗文论的发展徐中玉一、散文论近代散文理论的主流是力主变革，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密切配合，成为不断进行改良、要求进步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改良与革命，很难截然划分出界线，改良不断深入，就成为革命，而革命永无穷期，...     

关于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评价的若干问题的综述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发表过许多论著和文章,涉及的问题颇多。限于篇幅,这里只就若干问题加以粗略的综述。一、关于戊戌变法运动的评价对于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许多同志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基本上持这种看法。1980年,汤志钧又发表文章指出:维新派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在舆论宣传上,提不出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纲领,仍然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所提倡的“民权”实际上还是“绅权”。维新派所争取团结     

张之洞的道路——从清流党到洋务派

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端绪,清廷统治核心逐渐分化成两个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集团——顽固派和洋务派。在维护清王朝及其封建专制制度、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方面,这两个集团完全一致。洋务派“留心西人秘巧”,致力于推行“西技”、“西艺”,并兼及“西政”,较之一味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顽固派冥顽不灵的态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洋务派并非新生阶级,它是行将就木的封建阶级在西方列强的影响和扶植下日益买办化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封建顽固派那里转化来的。奕诉、文祥是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也是如此,而张之洞则是顽固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完备典型。通过对这个人物生活道路的剖析,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趋向。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论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

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其实质便是革命代替改良。戊戌时期,维新派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戊戌六君子”事变后,革命与改良日趋分野,革命成为新的文化主题。在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的共同声音背后,各派在具体道路选择上形态各异。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变法、君主立宪作为既定的目标,孙中山则把自由、平等、博爱写上共和的旗帜。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从改良到革命的嬗替历程。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以往认为洋务派是改头换面的顽固派,与改良派并无相通之处。这一看法较为偏颇。其实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可分为三类：一是部分洋务大吏的幕僚或洋务骨干顺应时代潮流前进参加维新运动,成为维新派,如汪康年、蒯光典、胡等。二是一些原洋务派督抚大员同情支持或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三是另一部分洋务大变暗中同情维新运动,但不肯公开支持,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如李鸿章、盗宣怀、刘坤一等。就整个洋务派而言,他们与维新派之间有矛盾分歧,但同情支持维新运动是其主要方面。     

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试论洋务派认识的深化过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持续三十多年的社会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伴随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的思想认识也呈现出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的进化历程:始而只着眼于西方的“坚船利炮”,继而扩展到西方的大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最终则难能可贵地发现近代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的“立国之本”.反过来,对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则明显地表现出愤闷和失望。这种思想苗头,与八十年代中叶兴起的早期改良思潮相得益彰,汇聚为九十年代末维新变法运动必不可少的“前奏曲”。     

“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了维新派的对立面这一“定论”,将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了剖析,详细考察了１９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涵义以及时人对这两词的理解和使用。认为张之洞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于“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戊戌时期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以及“民权”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上,张之洞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分歧。用是否赞同“民权”来作为区别所谓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尺度是存在问题的     

论“百日维新”

<正>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百日维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就其中三个问题,即“百日维新”出现的原因、光绪皇帝充当的角色及戊戌政变的性质,作一粗浅的探讨.一、不可忽视的偶然因素无论从新政的规模、改革的声势,还是从社会的震动来说,“百日维新”都堪称是1895—1898年间变法的高潮.它的出现,显然是有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历史条件的,如甲午战败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与外患同时并存的国家贫弱、社会动荡的状况,帝     

戊戌维新与黄遵宪诗风新变

“戊戌运动”接在“洋务运动”以后，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内部的变革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一场开启民智，使社会转型，推动现代化进程并以流血为代价的近代社会革命的界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人成为思想家，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诗人写出...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     

戊戌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一八九八年前后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政治集团有三个,即维新派、洋务派和顽固派。光绪皇帝同前两派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光绪皇帝个人的政治活动同维新派、洋务派的政治活动交织在一起,如同几股激流形成的旋涡一样,呈现出一种眩目的复杂情况。按政治观点来划分,光绪皇帝是属于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奕诉与倭仁围绕同文馆问题的一场斗争

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奕诉与倭仁围绕着同文馆问题的较量,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激战。本文认为,洋务派在这场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同文馆的设立及其发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均起了一定进步作用。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和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就前80年的总体来看,当西方列强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中国封建的大门后,首先起来行动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运动,他们对封建统治进行武器的批判,打击了顽固派势力,改变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充当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清道夫。迫使统治阶级调整政策,从而使洋务派即地主阶级改革派登上历史舞台。洋务运动从军事上、经济上在中国传统封建堡垒上第一次从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揭开了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物质基础,并传递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接力棒。早期改良思想家协助和督促了洋务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近代化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戊戌变法及其后的清末“新政”,则是从思想和政治上掀起的启蒙运动,点燃爱国与民主的烈火,进行资产阶级参政、改革的初步尝试,敲响了近代两大主题的二重奏:即不但引进了西     

如何理解“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

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出了新的概括：“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其主要根据就在于，“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所以，正确理解“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不但对于明确改革的性质，而且对于充分发挥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都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改革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如《纲要》所言，“改革是全面改革”。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指出，我国…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