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告别蒲骚”吗?

王廷洽同志《<离骚>题义新解》(以下简称《新解》)一文,对屈原《离骚》的题意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说法,认为是离别蒲骚的意思。的确,屈原作品中有“涉江”——渡过长江,“哀郢”——哀伤郢都,“怀沙”——怀念长沙,这些题目都是动宾词组,地名都取省称,但是能否依此类推,“离骚”,就是“告别蒲骚”呢?蒲骚是否就是屈原的故乡?这是需要认真考查一番的。一《新解》引用了《左传》中有关屈瑕的事迹后,得出结论说:“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想,屈原的祖先屈瑕因为在蒲骚打了大胜仗,楚王就把蒲骚封赏给他,或让他驻守在那里,或者说楚武王为了表彰屈瑕的功绩,就把他的尸体葬在蒲骚,并且建立祠庙来纪念他。……在诗人屈原看来,那里便是自己的故乡。”为了弄清事实,有必要把《左传》有关屈瑕的文字引录于下: 春,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     

从丹纳的艺术成因“三要素”理论看屈骚艺术特色的形成

屈原的骚体诗,以其瑰艳奇丽之美,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史上独领风骚,成为一种范本。由此,历代评论家对屈骚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作过种种探讨。本文结合《离骚》、《九歌》等作品,分析了屈骚的瑰奇之美。继之,以法国美学家丹纳的“三要素”说为理论支持,揭示了造成屈骚瑰奇之美的几方面深层原因,也算一种新的尝试。     

“离骚”别解

《离骚》是屈原在因谗遭谤,被排挤打击后,眼看楚国前途江河日下、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唱出的悲愤之歌。①自古及今,关于《离骚》题义,很多人作了诠释。司马迁解作“离忧”,班固解作“遭忧”,王逸解作“离别之愁思”,扬雄解作“牢骚”。现在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楚国有一种“劳商”的歌曲,“劳商”与“离骚”声音很相近,大约是同一种曲子的不同名称。《离骚》这个曲名的含义则是牢骚的意思,就是要发泄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②还有人通过对屈原故乡的考释,肯定“骚”就是诗人的故乡“蒲骚”的省称,《离骚》的正确题义是:告别了,蒲骚!③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李白与屈原

文学中总是存在着一种传统,一种“根文学”,它总是规定、诱发着其后的文学创作和审美指向,犹如多种文化因素中存在着一种“根文化”一样。屈骚就是中国文学中“根文学”的原型之一。王逸《离骚经序》就曾说到后人对于屈原“莫不拟则其仪表,祖     

汉北云梦、屈原赋与屈原在怀朝的被放之地

一、从战国时汉水下游的地理状况看汉北的地望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顷襄王初年又放之“江南之野”（《史记·屈原列传》、王逸《九章序》）。关于江南之野其地，王逸未作具体说明，或以今日江南之地当之。如胡文英《屈骚指掌》注《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一...     

是神肖,不是形似——从《雁门太守行》谈李贺的“祖骚”

李贺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早就指出:李贺的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宋僧道潜的《观明发画李贺高轩过图》诗赞李贺诗“风骚拟屈宋,妙处相颉颃”。     

申论屈骚为继往开来之一代文学

前人在论及文学源流、《楚辞》地位之时,尝以为屈子骚赋为继往开来之一代文学。刘勰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己轩翥《诗》人(《诗经》的作者们)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1)王国维称:“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2)鲁迅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子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3)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庄屈风格渊源比较片论

唐代以后,论者常将庄子和屈原相提并论,对二人风格特点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加以比较分析。韩愈在阐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时曾以庄屈为例: “周之衰……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送孟东野序》)指出了他们思想风格的某些一致性。明末陈子龙在《谭子庄骚二学序》中指出:“二人所著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其宏逸变幻,亦有相类。”清刘熙载也说:“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     

《风》《骚》“弃妇情结”发微——以《氓》《谷风》《柏舟》与《离骚》为中心

《诗经&#183;国风》开创了比兴传统，其中“以男女喻君臣”的表现“弃妇情结”的抒写传统，深受后世悲士与逐臣之青睐。屈原首沾其溉，他于《国风》传统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发扬光大，将“弃妇情结”之抒写传统更为自觉而广泛地运用于《离骚》等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士情怀，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抒写模式。《风》《骚》“弃妇情结”抒写传统前后相续，同中有异。在表现手法、托寓寄情、意志情感、心理刻画、结构安排、形象塑造、情景结合、语言描写等方面，《风》《骚》均呈现出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实而虚等明显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趣味。这正是屈原继承并发扬《诗经》比兴传统，使其诗歌艺术思维产生巨大飞跃的可喜之处。由《风》《骚》所形成的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表现传统，开启了后世悲士不遇文学主题之新径。     

民间文学的修辞特征

古今谈文学作品如何修辞的理论文章不少,但大多偏于作家文学一方。其实民间口承文学也是多姿多采,不减于作家文学;而且追溯起来,作家文学的修辞手法,基本上源于民间文学。就连最强调作家一己之文艺匠心的陆机在《文赋》里也说过“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最讲究声律之学大谈诗歌形式美的沈约也肯定汉魏以来司马相如、曹植、王粲诸名家的作品“标新擅美,独映当时”,而“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 (《宋书谢灵运传》) “风”就是《诗经》的“十五国风”,是周代的民间文学,“骚”就是屈原《离骚》,之作所取法的楚国民间文学。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论“七”赋“九”骚

选取“七”体之赋和“九”体之骚进行对比辨析并论其成“体”之原由，指出七体以讽谏为主旨注重体物的描写，九骚既替屈原代言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的不同趋向；尤其突出其体制上九骚可歌的音乐性特征和七体不歌而颂的散化性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种赋体的了解。     

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     

《屈骚》研究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读赵逵夫先生新著《屈骚探幽》

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但在国内和日本却有人曾弹过“屈原否定论”的调子。《屈原与他的时代》以翔实的材料和精密的考证,发前人之所未发,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屈骚探幽》澄清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沿用的许多不正确说法,同时对《离骚》予以新注,在注释中新见迭出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价值、美学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评价。“绝唱”者,窃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是就太史公之胆略,《史记》之“实录”精神,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诸方面而言的。那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又是什么?《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与经传体的通史《史记》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笼而统之,似乎简单明了,然而比较准确详尽地阐释则似乎又非易事。下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会,试做一粗浅的回答。一、“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在《楚辞》研究史上,司马迁及其《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及其《离骚》的第一位研究者,和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屈原的事迹,先秦典籍不见记载,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可视为第一篇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章,成了后人研究屈原的最重要的资料。在司马迁笔下,屈原首先是一个具有内政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在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曾     

论王船山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

人们认为,王船山《通释》以丹法释骚,有用后起之学释前贤作品、以道家学术解儒者著作之嫌,故失之偏颇。事实上,内丹学的标志性著作虽出自道家,但内丹丹法却源自先秦养生内炼术,在楚辞创作年代已基本成型;且屈原并非纯粹的儒家学者,在他的思想中诸学并存、儒道兼容。因此,王船山以丹法释骚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顺着以儒释骚的传统惯性,断言其为谬误。     

楚文化视域下屈原辞骚对《芙蓉女儿诔》的影响

《芙蓉女儿诔》是《红楼梦》中一篇缠绵绮丽的祭悼文辞,为晴雯寿夭后宝玉哀伤感怀所撰。整篇诔文仿写屈原楚辞,且受楚文化影响而作,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师楚”的典型代表。文中关于对芙蓉花神祭祀、引魂和送神方式的描写,以及渗透出的植物崇拜的宗教文化心理和“以悲为美”的情感审美观,都明显受屈原的辞骚艺术和楚文化艺术的影响,这也造就了屈原、楚文化和《芙蓉女儿诔》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