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书面语“一”字的省略

目前教材有关普通话“一”字省略规律的总结存在以偏概全的缺憾。文章依托电子文献和电脑检索手段,就普通话书面语中“一”字的省略场合作了穷尽性再调查,在共性特征提取基础上,从“句法分布”“语义强弱”“蕴涵关系”“节奏规律”“语体风格”“言内语境”等角度考察了它们对“一”字省略的影响。事实显示：考察“句法分布”对于“一”字省略的影响,除需注意“一”字所在的位置,还需注意所在结构的松与紧;之所以唯有“一”字与量词结合时可以省略,全因为量词本身蕴涵单数意义。在影响“一”字省略的诸多条件中,“句法分布”和“蕴涵关系”具有基础性,起着决定作用。     

从“四时”学说看宋玉“悲秋”主题

宋玉《九辩》颇受阴阳学说影响,“四时”和“四方”所构成的“阴阳-四时”体系是宋玉“悲秋”主题的哲学基础。这一体系对其“悲秋”主题有莫大影响：一是“秋”在被纳入“四时”体系的过程中,完成了“政治化”与“哲学化”的转变,大大丰富了“秋”的内涵;二是在“四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秋”与“忧情”“愁言”产生关联,“秋日”言“愁”成为一种顺应时令的情感表达方式;三是《九辩》中主人公“逆时而动”的情节,将“悲秋”主题升华到了哲学的层次,展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中和”问题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 ,朱熹主“心为已发 ,性为未发” ,在新说中 ,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 ,在修养方法上 ,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 ,察识于已发”。正是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 ,朱熹确立了自己的问学宗旨     

两汉时期“梁宋”地区的商路

两汉时期“梁宋”地区在全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有自早期商业兴起时形成的传统 ,交通条件的优势也形成了便利商运的经济地理基础。司马迁“洛阳……南贾梁、楚”和“陶、睢阳亦一都会也”的说法 ,反映了“梁宋”地区与“在于土中”的洛阳和有“天下之中”地位的陶之间 ,有特殊的经济地理关系。在两汉时期 ,连接“陶”、“洛阳”和“梁宋”形成的三角地区 ,是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地区。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梁宋”地区的商路 ,在全国商业网络中是运营繁忙的主要干线     

文明礼貌的高中缺失与有效养成

正“老师早!”“同学们早!”“老师好!”“您好!”“老师再见!”“同学们再见!”……走进校园,随着一声声师生互致问候,和谐融洽的氛围随处可见,一位省教研室教研员感叹的说道:“想不到一所三星级普通高中的学生一个个都这么有礼貌,还真是少见。”一句还真是少见,道出了普通高中学校中存在的一种普通现象,那就是文明礼貌在高中学生中慢慢的失落了。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洛克说     

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的哲学意义

在运思如征途上,海德格尔以揭示“此在”的本身意义为出发点,直接指向:“存在为什么存在”这一令人思虑而又“遗忘”的问题。区别了“存在”与“存在者”自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以来,在整个西方哲学中一直就混淆的概念。在对“烦”、“畏”、“死”这些“存在”的状态中,澄明着“此在”追寻的价值和目的,展现着“向死而在”这一思想对人的重要意义。     

艺术起源与美的情境性——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研究之十四

在以往的美学研究中,“美”的历史情境性问题往往被忽视。本文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这一新的学科视野,从艺术起源这一核心问题为视角,揭示了“美”在史前时代的存在境况和精神逻辑,阐释了“美”的情境性特点,提出了“美在情境中”的学术命题。     

开心时刻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试大纲》）语文科对高考的性质、内容和形式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在“考试内容”要求中，对“写作”作了“基础等级”和“发展等级”的要求，在“发展等级”中的“有文采”这一具体要求中，又有一条明确规定：考生在写作中要“善于运用修辞手法”。     

大学教师身份建构的性别向度——基于一所研究型大学女教师的叙说分析

大学教师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向度。从一所研究型大学女教师的叙说中发现：大多数女教师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主动认同了社会赋予她们的母性、关怀与亲和力,从而觉得“教师身份”和“教学工作”与自己的“本质”具有高度的同构性,而对“学者身份”与“科研工作”存在明显的疏离感。这一认知深刻影响了女教师在大学中的身份认同与身份确立。     

彝族“尔比”对彝、汉族群差异性的认知

“尔比”作为彝语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有着重要的规范意义。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尔比”中有很多有关族群差异认知方面的解说。内部认同作为一种自我肯定的延伸,在“尔比”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空:作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以王维诗为例

“空”在王维诗中的“角色”较为独特,它兼具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两重性质。一方面,作为元语言,王维诗中使用“空”这一词语(以“空”写“空”);另一方面,作为对象语言,王维诗中大量使用“空”、“清”等单音词以及“惆怅”、“寂寞”等双音词,它们共同营造了一种空语境。“空”同时作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学语言和语境的动态共生。     

《道德经》之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研究

在《道德经》中 ,老子运用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 ,围绕着“道”这一中心概念的逐步展开 ,构建了充满着辩证法的哲学体系 ,成为中华文化的奇丽瑰宝。论述了“道”为“一”、为“无”、为“无为”、为“自然”的一分为三的哲学内涵 ;“自然”为老子哲学体系的开端 ;“道”的“万物得一以生”、“反者道之动”、“物壮则老”、凡事“守中”的一分为三的作用和意义 ;求“道”的一分为三的过程 ;并以此讨论宇宙的起源 ,世界的形成 ,事物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 ,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及其解决的方式 ;还讨论了黑格尔对老子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的探讨。     

"右件""前件""上件"考

“右件”“前件”“上件”在古代文献中用法相似,是一组近义词。其中“件”主要有“分列、列举”和“提(说)到”两个义项。后一义项及“右件”词条均未见于诸辞书,当补收。《汉语大词典》“件”词条下第一个义项对应“分列”义的引例太晚,第二个义项“指案卷、奏状、文书等文件”的前三个引例皆不当。“右件”“前件”“上件”发展到后来,“右件”“前件”相继消亡,“上件”在明朝发展出新义———“上一件”,其中的“件”虚化成了量词。“上件”的这种用法一直沿袭到了现代汉语中。     

夏目漱石《心》中的“明治精神”

“明治精神”一词出现在夏目漱石的名著《心》中,由于在作品中的特殊地位,颇受争议。“明治精神”是夏目漱石毕其一生所直面和试图解决的课题。《心》中的“明治精神”,指日本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自我本位”的迷失和孤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面前所呈现的一种精神状态;“明治精神”直接导致了《心》中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并最终使夏目漱石完成了对“自我本位”思想的重塑。     

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书品”与“人品”关系解读

书法品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书法品评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书品即人品”,甚至把影响“书品”的某一因素夸大为决定“书品”的唯一根据,这显然受到传统封建伦理文化的影响;而有人在否定“书品即人品”的同时,也否定了“书如其人”的命题;也有人认为“书如其人”,然而又缺乏有力的论证和说明。实际上,“书如其人”的命题构成了“书”和“人”两极多元多向度关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书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只是“书”与“人”关系系统中的一种关系,而决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书法品评中,“书品”与“人品”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书”和“人”关系的各种问题都能从这一关系系统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考“尚”

“尚”是一个本义失落的字。在古文中,“尚”、“上”相训,二者都是指事字,在“高”、“尚”、“上”三者比较中,“上”又是“尚”的亚状态,它仅仅指地平面上的物,后成为一种泛指,初义比“尚”又低了一个层面,但二者的确指性都是明了的,虽然高度不同,一在屋脊之上,一在地上,但上部的位置都是一致的,故而能互训。明白了“尚”的高度性指示性质,由“尚”转化的意思就比较易于理解了。     

“金陵王气”之从三国到石头城记忆

在逶迤雄峙、依山而筑的南京城垣中．在石头城一段有一大块椭圆形石壁,似有额、眼、口、鼻,凹凸狰狞,状如“鬼脸”。所以南京人又称石头城为“鬼脸城”。民间传说,最先筑城时,这块“鬼脸”石肆无忌惮,越长越大。后来人们在附近掘了一池“镜子塘”．“鬼脸”照了“镜子”。从塘中看到自己尊容的倒影,自觉丑陋,便不再膨胀了。     

穿越承载我想要的一切

“我要回到1997年了,真是舍不得你们。”2008年5月27日,有网友在网络社区“天涯论坛”上发了一条“穿越帖”,自称他生活在1997年,雨中被电击中就“被穿越”到2008年。     

"神思"与艺术想象活动

《文心雕龙·神思》是一篇完整的艺术想象论。篇中提出了”神与物游”、“神用象通”等命题涉及了艺术想象活动。首先 ,艺术想象主要是在情感领域里进行的 ,所以其中“神与物游”应是一种充满情感的艺术想象活动。其次 ,“神思”篇中“物”与“象”应有所区别 ,“象虚而物实” ,由此强调了艺术想象活动中另一个基本特征 :虚构性。     

体育的人性视域与伦理向度

儒家人性论认为,“天人合一”是人的“善”的本体与“诚”的现实相合一的“仁”的境界,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现实中做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这在学理上不仅为解释时下体育本体和现实相分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也为实现“人性体育”本体与“道德体育”现实相合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