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视域下的家事调解前置机构比较与借鉴

由于对调解是否属于司法权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调审分离”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我国大陆地区属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调解实践上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其家事调解前置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大陆地区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设计。设置单独的家事调解前置程序，确立家事调解法官和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调解模式。家事法官负责行使司法职权，调解员负责具体的调解事务，以此实现彻底的“调审分离”。调解成功后可作出合意裁定或调解书，明确其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及时转交审判机构，审理时发现确有调解必要的，移付调解机构调解，但除特殊情况外以一次为限。     

和事老 各有各的招

在安徽省天长市城南社区,有一支"夕阳红"志愿服务队,他们由一批敬业"好事"、公益心强、德高望重的离退休干部、工人、教师等组成。在社区,他们和居民群众低头不见抬头见,进得了门,说得上话,具有其他调解组织和调解方式无可替代的优势。实践中,"夕阳红"志愿服务队的大爷大妈们还总结     

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的法院调解制度面临着新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的挑战。随着法制社会基本要求的日益加强和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偏重调解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调解制度必须改革，对此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在现行的调审结合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另一种是将调解与审判分离，设专门调解机构，采取区别于审判程序的调解程序。     

劳动争议“小调解”制度重塑路径新探

我国劳动争议“小调解”制度重塑之新路径是:第一,实行“换位调解”,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调解劳动争议之巨大作用;第二,新增劳工NGO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可在集体劳动争议调解中先行先试四方机制;第三,将协商、协调与调解程序重整,统一为调解,即“小调解”程序;第四,我国劳动争议“着重调解”或“调解为主”原则为“休眠”原则,前瞻性的改革应当是设置调解之强制性和前置性必经程序;第五,重构调解效力,增设时效制度。     

“劝导服务队”，化解纠纷的草根力量

在江苏省扬州市梅岭街道广储社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权力、没有职位，没有一分钱报酬，却常年走东家、串西家，排查纠纷、调解矛盾、宣传法律，他们以一颗为居民群众服务的赤诚之心，换来一方和谐，被居民群众亲切地称为枉区的“和事老”。他们就是扬州市首个民间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广储枉区“劝导服务队”。     

民事调解主动调解机制论

民事调解主动调解机制是民事调解启动方式之一，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民事调解主动调解机制的建构与完善，蕴含着复杂的价值及利益冲突，因而离不开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在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民事调解自愿原则的程序维度加以重述，确立以“调解可能性”为前提，以主动调解为启动方式，以当事人拒绝权、调解的次数、调解的时间、调解的阶段为正当性保障的民事调解启动机制。     

社区调解员应具备哪些意识

当前，随着《人民调解法》的深入贯彻实施，社区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道防线”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不可否认，调解效率低、调解协议履行率不高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此，笔者认为，针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复杂、总量激增的特点，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社区调解工作进行再认识、再规范、再提高，尤其需要强化社区调解员的意识，才能更好地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社区调解的优越陛。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多,诉讼压力增大,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经历了从“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宁波模式”的实践探索以及顶层设计后的迅速发展,在加强调解机构中立性、提升调解人员专业性、拓宽财政经费来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认同度和公信力不高等现实困境。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公信力困境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调解主体的中立性偏离、调解程序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不足以及诉调衔接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主要包括:加强对第三方调解的宣传力度、提升调解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强化第三方调解组织的中立性以及从主体、程序、效力等方面完善诉调衔接机制。     

法院调解自愿原则的实现路径

学界关于法院调解自愿原则的理解是调解启动上和调解协议的达成上均应确保当事人自愿。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在调解方式的启动、调解协议的达成以及调解协议的履行方面均难落实自愿原则。其要因是,法院调解的发展受司法政策的过度影响,且学界对自愿原则的理解尚未探及当事人的心理层面。结合法院调解的司法实践,落实自愿原则应贯彻“当调则调,当判则判”之司法规律。法官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在采用调解方式时应适度突破“自愿”之禁锢,在调解协议的达成上则应确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凸显其自愿。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贯彻落实调解自愿原则。     

“接近正义”视阈下我国大调解格局的制度构想

当审判程序从简单蒙昧走向复杂精密之后，诉讼制度在构建得日益文明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与生俱来的弊端，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开始越来越难兑换成司法正义，普通民众感到正义似乎愈加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解制度修正诉讼制度的种种缺陷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而在我国，努力构建社会调解、诉前调解与审前调解三者并驾齐驱，并以调审分离为运行模式的大调解格局，以满足人民群众“接近正义”的法律诉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与步骤。     

商事调解立法体系的递进式构建研究

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构想的实施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生效,亟待商事调解立法体系的构建。在权衡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和现实发展迫切需求之下,商事调解立法体系应当采取“三步走”递进式构建方案。近期由国务院先行制定“商事调解暂行条例”,快速弥补现实中的迫切需求。同时,国家立法机关遵循科学立法原则对《人民调解法》进行与时俱进的整合修改,使之转化为一部综合“调解法”,把“商事调解暂行条例”中的条文提升至商事调解专章中。在未来民事程序的法典化编纂中,则在“民事程序法典”中设立“协商解决纠纷”专编,其中的“调解”专章整合前述“调解法”的全部条文,该章下设商事调解专节,包含商事调解的特殊条文。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法院调解的定位

司法调解、法院调解和诉讼调解既是相同的,也是有区别的,狭义的法院调解是以法院调解书结案的调解,具有法院审判同等效力.我国建立了以大调解格局为特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法院调解在此体系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是重要的参与者,起到标杆的作用.法院调解更需要根据自身的定位进行规范,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建立审前强制调解和审中注重调解的结合制度;规范自愿与合法的原则;建立执行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只有规范,才能在大调解格局中位于醒目的位置,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零薪主任”的成长之路

在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南湖街道，每个社区均有2名特殊的社区工作者，他们不拿一分钱薪水，却依然热心为居民群众服务，积极协助居委会做好矛盾纠纷调解、帮扶困难群众等各项工作，他们就是社区“零薪主任”。但“零薪主任”运行这几年来并不顺利，他们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人工智能背景下在线调解的现状与未来

在调解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在线调解平台的搭建与使用。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在线调解的效率、促进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标准化发展、增强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便捷性。另一方面,也面临调解“大数据库”不全、人才与技术保障缺失、威胁调解保密性的挑战。当前,我国在线调解平台的智能性主要体现在调解程序引导、帮助当事人推荐和联系调解员、分流案件以及语音识别等方面。虽然给线上调解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却多为一些相对简单的辅助性工作,智能性不强。另外,在线调解平台也面临地域发展不平衡、平台使用率低、立法和保障机制缺失等问题。在在线调解的未来发展中,一是要强化调解平台建设,既通过技术革新增强调解平台的智能性,又兼顾调解队伍的职业化发展,实现“人工”与“人工智能”的协同效应。二是要树立正确的观念认识,将人工智能定位为调解工作中的“辅助人”。三是要完善立法规定,在制度层面保证在线调解的良性发展。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直接体现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和水平，关系到“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如何完善法院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优势，笔者对此提出改革思路。     

民事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研究

人民调解制度在诉讼时代面临着挑战,行政调解被司法机关漠视,调解与审判的结构关系未能理顺,现行的各种调解制度“各自为战”,尚未形成合力。法院应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建立对法院外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从而实现法院调解与法院外调解的有效互动和有机衔接,同时,应尽快出台《民事调解法》。     

小社区也能解决“大冲突”

社区调解是一门兼容情、理、法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艺术，在调解矛盾纠纷、评断是非时，要做到对当事人不偏不倚，平等对待，多肯定双方各自的长处，且根据事件的前因后果，在不违背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和风细雨，耐心疏导，再根据矛盾纠纷的具体情况和环境特点，运用适宜的接待方式和情景控制方法，便能提高纠纷调解的成功率。     

解“锁结”，促和谐

天津市大港区海滨街活跃着一支矛盾纠纷调解队，他们由各个社区的综治专干组成。多年来，这些基层调解员用真心、热情和爱心化解社区的矛盾，细解居民的“锁结”，在构建和谐社区、维护一方稳定的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警察主导型调解刍议

我国,调解特定类型的纠纷是人民警察的重要职责,属于新型警察权中的“裁决权”。警察主导型调解的理论依据为警察权的人民性、警察权的扩张性及警察信任,其主要类型有治安调解和交警调解。警察主导型 调解在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成效卓著,但也面临诸多困境,需采取相应完善举措,如激发各类行政调解的活力,制定具有系统性和明确性的政策等,以完善警察主导型调解柔性纠纷化解机制。     

“调解优先”:政策考量与程序规制——以程序保障为视角的分析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人民法院民事司法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却未引起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笼统地说“调解优先”并不科学,应从案件性质、发生地域、诉讼程序和法院审级等方面进行细化分析.“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容易导致对不顾当事人意愿强制调解的担心,必须采用以当事人对席的方式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依照预测的判决提出等有效的程序保障手段加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