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科记考补正》标点校勘错误

徐松《登科记考》一书最早的本子是清末王先谦的南菁书院丛书刻本,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赵守俨点校本即以南菁书院丛书刻本为底本,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一书又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登科记考补正》不仅沿袭了点校本的五十余处错误,而且增加了八十余处新的错误。     

《三国志集解·蜀书·诸葛亮传》勘误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三国志集解》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诸葛亮传》是《蜀书》中陈寿着墨较多也至为关键的一篇,对《集解·诸葛亮传》的校勘整理就显得尤为紧要,现以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的一些疑误之处胪列于下,以资读者和整理者借鉴。     

《三国志集解》勘误(卷31-32)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以及三国史的研究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百密一疏,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标点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与卷32《蜀书·先主传》中的一些失误之处胪列于此,以资借鉴。     

“《文子》是《老子》古注”说辨疑

今本《文子》一书,无论在行文格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看似《老子》一书的注释,因而自元代至今,许多人将该书认定为《老子》的古注。实际上今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是经过后人多次篡改过的,内容、格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致使许多学者将该书误认为《老子》一书的古注。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潘金莲:从《水浒传》到《金瓶梅》

《金瓶梅》的故事框架是从《水浒传》第22回到第31回中移植过来,又加进了作者天才的创造。细比较二书对于同一人物的描写,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初衷、《金瓶梅》一书主题等方面的探究。文章选用潘金莲作为剖析的材料,发现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与二书的主题、表现重点各有不同等息息相关。     

《三国志集解》勘误举隅

作为《三国志》研究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下称"集解")对于《三国志》以及三国史的研究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百密一疏,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现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其中一些失误之处胪列于此,以资借鉴。     

《郑志》与《郑记》关系新诠

《郑志》《郑记》是记录郑玄及其门人弟子就经义相互问答的作品,原书均亡佚已久。前人多以为两书判然有别、各是一书,然而从史志目录著录《郑志》的篇卷变化及唐人征引《郑记》的情况来看,两书在流传过程中曾有内容上的分合。《郑志》八篇大约成书于汉末三国时期,在后人的修撰中增入郑玄弟子间的对话而成十一卷本《郑志》,开元初年之前再次整理时又剔除了《郑记》之文而缩略为九卷。《郑记》一书出现则应是在十一卷本《郑志》成书以后,由郑门后学汇集郑玄弟子间互相问答之语撰集而成,当不晚于隋初。     

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

在关于《大唐新语》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吴冠文女士前后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伪书说”是非理性的。通过具体考辨可以发现,《大唐新语》与《唐书新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者二者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书。从宋代及明代前期文献称引《大唐新语》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唐新语》的今本与古本在条目和文字上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本《大唐新语》中找不到一条可指认为别书的文字。《唐世说新语》只是《大唐新语》流传中的一个异名,所谓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董卓传》校证拾遗

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是研究东汉史的基本史料,自问世后历代皆不乏研究者和整理点校者,并且取得不菲的成就。中华书局1965年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点校本,虽然广泛吸收前代诸家之校证成果,但《后汉书》中原有的错误亦未得到校勘和清理。     

《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

《淮南子》一书的名称历经千年演变,共出现了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在成书之初,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意欲向世人昭示他的成就。不久,刘向就代表官方将谋逆的淮南王书改称为《淮南》,并分内、中、外篇。内篇即是指代《鸿烈》,故《汉书》又称其为《内书》、《淮南内》。东汉中后期起,该书被尊称为《淮南子》,列入子书。当时的文人著述有时也以《淮南书》、《淮南记》、《刘安子》来指称。魏晋以来,《鸿烈》、《淮南》二名合成《淮南鸿烈》一名,有人又误把高诱的《鸿烈解》归之刘安名下。宋明学者亦不辨原文和注文,又以《淮南鸿烈解》之名代称《淮南子》。     

谈谈《艺概》的注释——写在《艺概详注》完成之后

《艺概注稿》一书对《艺概》进行了详细注释.重新研读《艺概注稿》而新著《艺概详注》,探讨《艺概详注》学术价值,认为《艺概详注》在《艺概注稿》一书基础上又有三方面的提高：调整底本、增补材料、修订注释.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略议《诗本音》对《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处理的矛盾

清代学者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探讨集中反映在他的《音学五书》之《诗本音》中。而《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的问题正属于《诗经》韵例的研究范畴。在《诗本音》中,顾炎武一方面认为虚字不入韵,另一方面又认为虚字可以入韵。从现代音韵学的角度来看,顾氏的观点有得有失,值得后世学者加以深究。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古今全史》与李渔的《古今史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列目的《古今全史》与李渔的《古今史略》系互有联系的两部通俗史书。《古今全史》本为明人舒弘谔纂辑,记事至万历四十七年,李渔续辑熹、怀二庙史事并附《殉难录》。此后李渔又独力撰辑《古今史略》一书,并将《古今全史》中并非出自于他手的部分批语移之于《古今史略》,故不能完全认定《古今史略》中的批语为李渔的史学观点     

唐修《晋书》未参引刘义庆《世说新语》辨证——以石崇为例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唐修晋史时,曾指出《晋书》大量地引用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此说自唐朝以来,少有异议。现就《世说新语》所载石崇其人其事为考察对象,参照《晋书》以及他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就石崇个案来说,唐修《晋书》时所参引的史料多异于《世说》而同于他书,可以证明当时所修《晋书》取材未必参引《世说新语》,而是另有所本。     

《集仙传》同名异书辨析?

《集仙传》是一本久佚之书,自唐以来一直真伪莫辨。究其原因,是由于此书存在同名异书现象。《集仙传》至少可见五种不同的版本,分别为唐前本、《太平广记》本、王太虚本、曾慥本和四库提要本。这几种各不相同的《集仙传》彼此之间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     

好的读书人应该不断“扔书”

如果你明天就要投入一次远途跋涉，行箧中将带一本什么书？ 抗战时期，许多学者轻装逃难前都思考过这个问题。有人带了《庄子》，有人带了《剑南诗稿》，有一位教授在简薄的行囊中硬是塞进了一部《红楼梦》……     

浅议《易纬》与《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关系

一般观点认为,两汉以卦气为主要内容的象数易学始自孟喜,而孟喜之易学又源自一本名为《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易学著作,然而,关于这本引领两汉象数易学新潮流的重要典籍,相关著录却语焉不详.我们爬梳有关史料,经过合理的论证推理,认为这本书与《易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易纬》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