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从社会信任的状况看治国方略

信任能导致合作,信任度的下降使得商品交易和社会交往的成本大大增加,社会成员的沟通减少,社会关系趋于冷漠化。人的本性是趋于利己的,因此,社会信任不会从人性中产生,只能由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来培育。提高社会信任度需要法律和道德相结合。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都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手段,统一于法治国家的目标之中。     

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妇女社会地位

借助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看出《尚书·牧誓》中所谓"牝鸡之晨"现象并非独存于商纣王时期,它已存在于整个殷商时期,武丁时尤为突出。商代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能看到妇女的活动身影,她们应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男女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男尊女卑",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象事实上在商代也已初露端倪。     

从汉代女子的婚姻看其社会地位

汉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拥有自主权,无论是自主择偶、离婚还是再嫁,都意味着汉代女性并未完全沦为男子的附庸,还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但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性受压迫、受歧视依然严重。汉代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历史印痕中受制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状况。     

从蔡邕看东汉末期的文学趋势

蔡邕的文辞，在他生前已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文人，如碑铭文学，甚至同前代的张衡一起，并称为＂张蔡＂。青年时代蔡邕的两位老师胡广、朱穆，对蔡邕的一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蔡邕先后两次在京供职，都是党争平息之后，他尽量逃避险恶的政治纷争，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学。尤其在董卓当权时，大有把蔡邕拥为领袖、形成一个文学集团的趋势，为下一时期的贵族文学的繁荣做了准备。     

从人性理论看建设节约型社会

从人性之体看,必须建设节约型社会,只有节约资源才能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充足的物质基础。从人性之用看,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人性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劳动的效果取决于人的劳动能力,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途径是提升人的能力。     

从后现代社会理论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完善极其需要的知识,因而能够将知识与权力融为一体,并超越阶级的限制,成为对社会核心价值强烈关怀,促进社会进步的“立法者”。但在多元主义盛行的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立法者”地位受到动摇,他们只能成为“阐释者”。在当代中国,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发挥“阐释者”的作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编辑活动的流变看编辑社会地位的提升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编辑活动长期隐含在著作活动之中,因此虽然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令国人骄傲,令西人惊羡,几千年来编辑劳动者却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编辑在中国出版文化事业的复苏．中做出过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遭际及一种强调“共性”而绝少“个性”的编辑人才培养模式,使这一代编辑未能充分展示各自的才华,而仅止于“甘作嫁衣”的编辑匠层次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出版事业呈现出大发展的形势,编辑活动摆脱了自发性、经验性和个人色彩,编辑队伍不断扩充,编辑这个社会角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类文化缔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     

从买地券看东汉民众的法律意识

东汉民众借助买地券向世人诉说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法律理念:在土地买卖成交立契过程中,缔约者具有高度的产权意识,密切关注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占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并与官府一起认可土地买卖契约在争田讼产案件中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乡土社会中不论是同地人还是异域民皆不愿与他人过堂讼产,都自发地依靠缔约方和见证人的约束力、神灵和法律的强制力,以便达到缔约结信、防备争讼的目的。民众为了传达民间私约的法律精神和社会价值,已不自觉地用隐喻的手法向周边民众普及私约如法的法制观念。     

从中华革命党看孙中山“以党建国”思想的形成

二次革命失败后,为扫除专制,重建民国,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了中华革命党。为了增强该党战斗力,孙中山将凝聚其精英治国理念的五权宪法引入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架构,希望以此提高党员素质,增加党员实行五权政治的经验。进而,通过修改革命程序论,孙中山以党权取代军权,并将其作为统领民众进行民主建设的主导力量写进党章。与辛亥革命前的有关思想相比,孙中山此时初步形成了以党建国的民主建设思路。     

论清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从清法典看

从法典的角度考察清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较大的可靠性。从刑事、民事和诉讼三个主要法律视角分析清法典,藉此考察清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受父权制和传统礼教的影响,清法典总体上带有明显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烙印。与男性相比,尽管总体上清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不高,但社会变迁带来妇女地位的提升在晚清法制改革产生出来的法律中还是得到了应有的体现。     

从党的初心使命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重要体现,也是其全国执政后的重要理念。在"执政为民"理念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特点。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创造的治理模式,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贯彻和落实,践行了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目的是要依靠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这些探索和创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为之后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启示。     

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看社会道德环境的营造

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深受社会道德环境的影响。我国当前的社会道德环境的现状堪忧,究其成因与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法律制度不健全、传统道德体系与现行道德体系交错影响以及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的不到位有关。为此应采取提高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能力,健全法律制度,推进道德文化软实力建设,强化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教育,以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从而对人们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增加正能量。     

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说文解字》中“女”部收字200多个,是其收字最多的部首之一。通过这些字及许慎的说解,联系其它文献材料,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出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变迁在汉字文化中的遗存。     

从唐代音乐交流阶段性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音乐文化交流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交流路向和内容.其在地域间的横向交流和在阶层闻的纵向交流恰似唐代音乐发展坐标系上的横轴和竖轴,它们推动着唐代音乐的持续繁荣,也为词体结构、风格特色、描写对象、艺术境界、美学旨趣和价值意义等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场景.     

从吏胥制度看清代社会对新政治形态的诉求

吏胥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形态中重要的行政载体,有官必有吏。从清人对吏胥之制的表达层面看,已经认识到官与吏不可分离,并对吏胥之弊深恶痛绝,却无以自解。从其实践层面及所折射的思想层面看,则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存在着对专业行政人员的极大需求,透露了辨别政治与行政、政务人员与事务人员的要求,以及给予专业人员以法定地位和职权的诉求,也宣示了选举制度的危机及走出传统的要求。     

从古今婚姻法律制度的沿革看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通过古今婚姻法律制度的沿革 ,探讨我国妇女的人身权益、社会地位 ,说明法律制度的进步有效保证了妇女权益的实现 ,从而为我们不断完善婚姻立法提供有益的经验     

从《齐物论》看“天籁”的原初意义

在古、今汉语中,“天籁”一词都很常见。人们或用以指称自然界和谐美妙的声响,或用以形容来自于人的悦耳动听的声音、音乐或自然天成的文学作品,用法和意义都很明晰、确定。但若追根溯源,即把“天籁”一词放回其所出自的文本《庄子·齐物论》中,则会发现,其原初的意义和后来的应用义之间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看罗尔斯原初状态方法的困难

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方法,都运用了移情方法进行人际比较。在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罗尔斯将无法具体化的事态纳入人际比较的移情视角中进行考量,错误运用了最大最小值标准,因此造成其正义理论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