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史记》“互见法”浅议

史学名著《史记》的“互见法”是司马迁处理史料、表达史观、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它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客观史实的主观认识和倾向性,而且体现了《史记》整体性的严谨构思。注意到“互见法”在《史记》中的作用,我们对司马迁不     

关于《登科记考》补正的几个问题——兼评王洪军教授新著《登科记考再补正》

《登科记考再补正》主要存在重复录载前人已经使用的史料而没有进行任何考证、将史料中凡有"进士"字样的人全部录载为"及第进士"、依据未经考证的方志与宗谱等史料录载登科人名以及由于不清楚武举考试的基本史实而产生的误载等方面的问题。不仅影响到该书作为史料工具书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更事关后续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引起足够重视。     

夷陵之战的几个问题

夷陵之战是我国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长期以来,从《三国演义》上知道它的不少,但从历史角度研究的却不多,似乎无疑点可探了。这种状况近年才有所改变。笔者现参照史料,也谈谈浅见,请专家、读者指正。一、双方参战兵力和“以少胜多”的问题     

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

欧阳修修史以《春秋》为圭臬 ,并从中抽绎出三条基本义例 :一是微言大义 ,春秋笔法 ;二是文约事详 ,简而有法 ;三是不没其实 ,据事直书。尽管其中不乏主观性和非确定性因素 ,也有因此而造成的忽略史实、割裂史料等问题 ,但这些义例对于史料运用和史书编纂的积极影响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史料学上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从沃土到荒漠——对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变迁的思考

题记：拙作本是自己正在撰写的《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培养不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一文中的一个论证,考虑到新的史实与史料的发现往往会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于是,仓促成文,作为问题提出。     

《易经》逻辑思想新探索——评《易经新论》

周山著的《易经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后简称《新论》),是探索《易经》逻辑思想的一部新作。 近年,中国逻辑史界曾经讨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源头在哪里?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导源于邓析、老子、孔子和墨子的逻辑思想;另一种     

从鲁迅联署《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谈起

赵家璧同志新近在《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等给高尔基的祝辞》。澄清了半个世纪前因反动文人张露薇的捣乱而被弄混了的一个史实。 我也应当将这一个史实,连同当年“左联”,为庆贺高尔基从事创作活动四十周年纪念而系统地组织一批文章的史料,重新作一番综述,阐明鲁迅等发表祝辞,是有组织活动的组成部分。     

《孙威敏征南录》贬低狄青功绩探因——史实考辨与士大夫叙述心态解析

北宋仁宗皇祐中广西侬智高叛乱.名将狄青宣抚广南并取得胜利.但其后滕元发所撰《孙威敏征南录》一文,却有意贬低狄青的功绩,颂扬文臣孙沔.其将孙沔作为平南主角,塑造了一个深于谋划,善于用兵,顾全大局的儒将形象.但参照宋代史料,此文存在诸多与史实不符之处,多有虚妄和夸饰.滕元发的写作动机与自澶渊之盟后,真宗造天书封禅的自我安慰,尤其是西夏战争失利后,逐渐在士大夫中形成的自欺风气密切相关.故不惜编织不实之言,自我安慰,以此填补心灵的失落感.对《征南录》的史实作适当考辨,可从另一角度透视当时士大夫历史叙述中较为独特和隐蔽的内心世界.     

阎若璩与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以《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的考察

阎若璩基于尊经明道的价值观念,以“根柢一枝节”的逻辑结构,运用实证、虚会法排比史料,考辨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伪而成《尚书古文疏证》.这对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实有先导作用,因而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许筠人物传中的叛逆思想

许筠在<严处士传>、<荪谷山人传>中,通过叙写严处士的隐退、李达的放荡不羁,表达了对儒家思想观念的怀疑和直接抵制;在<张山人传>、<南宫先生传>、<蒋生传>中,张山人、南宫先生、蒋生这三位传主的传奇经历和结局带有神秘离奇的佛道色彩,体现了许筠怪诞的理想追求;这五篇人物传都反映了许筠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强烈的叛逆思想.     

两宋《列女传》版本的“还原”与“新变”

刘向《列女传》版本面貌在历经东汉、六朝至隋唐五代的一千余年间基本保持稳定,未有大的改变。进入两宋后,《列女传》的版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北宋嘉祐年间学者们对《列女传》复古还原尝试开始,一直到南宋嘉定七年蔡骥的修订,在历时一百五六十年的改编过程中,宋人本着还原刘向原来编定《列女传》的宗旨,彻底改变了至少从隋唐以来十五卷本一花独放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八卷本的渐渐流行。与此同时,宋人改编的心态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这也决定着此后《列女传》版本发生的微妙变化。在两宋《列女传》版本的改编、流通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因素。     

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古列女传·有虞二妃》的文本结构

湘妃和虞舜的感情传说是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反映在《尚书》《山海经》《孟子》《楚辞》《史记》《列女传》等六大系文献中。在西汉时期汇编的《列女传》中,它被列在105篇传记的首位,称为“元始二妃”,在发生的时间和编载的时间上都是最早的。从最初的记录开始,湘妃故事就包含曲折复杂的多层情节,具有明显的爱情因素,列为两性关系的正面典范,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占据正统的地位。     

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角色规范

据刘向《列女传》可知汉代婚姻女性在夫家扮演了三种不同角色：为人妻的贞顺、为人母的才德和对公婆的孝敬。刘向明确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使命与责任,提出了贞、才、德、孝的角色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家庭和谐、子女成长和社会稳定。但他男尊女卑的主导思想,过分强调了女性单方面的责任和规范,给后世婚姻中的女性套上了一道残酷的思想枷锁。     

惩恶劝善以传无穷——论唐代古文家写作传记的宗旨

唐代散传文学的兴盛和古文家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兼具文才和史才的古文家们一方面秉承史传的传统,力求"惩恶劝善";另一方面,他们又重在抒发个人的情志,敢于"不平则鸣",以使文章能永传无穷.由此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恽敬家族传记的文学与史学价值

恽敬的家族传记按照传主身份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身边共同生活过的家族人物写的传记;一类是为家族先贤立的传记。这些传记能选取典型情节、运用多种文学描写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且能在传记中抒发真性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既有益于恽敬研究、恽氏家族研究,也利于清代传记文学研究。     

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看"舜之封象"、"子为父隐"

黄裕生先生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的方法原则出发,认为“舜之封象”、“子为父隐”是违背公正原则的。其实,即使从这一方法原则出发,也不能得出上述观点。“舜之封象”、“子为父隐”不仅没有违背公正原则,反而正是本相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在运用西方思想分析中国儒学的经典时,一定要注意对经典的理解,否则我们的分析就无法触及中国儒学的核心。     

论朱湘译诗中意象的改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翻译了大量的诗歌。在译诗中,他对许多诗歌的意象做了改写。对比分析译诗和原诗可以发现,朱湘主要采用替代、删除、增添等方式改写原诗的意象,以求获得对等的翻译效果。通过运用这些翻译改写策略,朱湘成功地美化了译文,使译文获得了与原文相当的审美效果,从而实现了诗歌翻译之目的,为中外文学交流谱写了新篇章。在诗歌、散文、书信、文学评论等作品中,朱湘间接地表明了他改写意象的缘由。研究认为,朱湘的文化立场和诗学诉求是他改写原诗意象的两大主要原因。     

《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16世纪初年,朝鲜文人(李朝时期)已经知道著名元杂剧《西厢记》。到了18世纪,文人们对《西厢记》故事已非常熟悉。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的汉文本和韩文本很多。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视如灾书,褒之者奉为奇书。不少文人对《西厢记》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历代少数留学生及书商,大多数朝鲜文人没有机会观看中国的戏曲演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数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因此对中国戏曲的理解难免会有错误。他们始终将《西厢记》当作案头文学来阅读。《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