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质危机背后的新闻危机

20 0 4年发生在伊拉克的三起日本人质事件 ,暴露出日本新闻界一系列潜在的问题。首先 ,被劫人质多为自由记者并非偶然现象 ,而是与伊局势紧张以来日主流媒体的临阵退却有直接关系。其次 ,从日本主流媒体在人质事件前后的作为可以看出 ,目前日本的媒体环境已相当危险 :主流媒体对政府的新闻管制不仅无所反抗 ,而且将捍卫国家利益视为新闻最高原则。通过对人质的打压 ,媒体成功地在舆论引导中将国家政策与个人遭遇割裂开来 ,在使政府免于因人质事件陷入政治被动的同时 ,也使海外派兵这一重大敏感问题免于受到舆论的有力冲击。在第三起人质事件中 ,曾经一度存在分歧的日本新闻界形成保守合流。     

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存在——试析日本的记者俱乐部

１９９２年，日本京都市民对该市市长和记者俱乐部提起诉讼，指出该市与市政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恳谈会支出费用乃动用公款，属违法行为，并要求归还该项支出。经过长达４年的审理，１９９６年秋虽以原告的败诉而告终，但此事件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注目。１９９３年，日本新闻协会宣布“原则上同意外国媒体驻日记者以正式会员的资格加入记者俱乐部”。１９９４年，日本新闻劳动组合联合会（新闻劳联）发表“记者俱乐部改革的建议”。１９９６年，日本镰仓市取消设在市政府内的记者俱乐部，成立面向所有新闻机构的“镰仓市信息媒介中心”。１９…     

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外交理念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困境

自日本民主党执政以来,中日两国在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民主党政权更迭频繁,内外政策缺乏连贯性;执政经验尚浅并缺乏顾全大局的意识以及民主党内少壮派政治家的保守倾向是目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而中日两国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两国领导层加强沟通、尤其是加强同日本少壮派政治家的联系和沟通并通过低级政治的合作外溢到高级政治的合作是当前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应对之策.     

袁世凯被罢与中外报界舆论

袁世凯被罢事件发生后,列强政府、清廷朝野、海外流亡党人对此反应强烈,其不同态度和立场在各自报纸媒体上得到鲜明的反映。英、美政府对袁世凯被罢深感惋惜和忧虑,与此同调,英、美报界力挺袁世凯。日本政府乐见袁世凯被罢,日本报界对袁世凯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英美和日本报纸媒体对罢袁事件的不同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国内朝野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和海外流亡党人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立宪派有些报纸赞赏载沣的罢袁行动,也有的为袁世凯鸣冤叫屈。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紧紧抓住袁世凯被罢的天赐良机,大造反袁舆论,必欲置袁死地而后快,以彻底扫除其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革命派借机宣传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     

日本医疗制度的课题与改革

日本医疗制度经过战后的发展 ,面临着少子老龄化的进展、经济状况低迷等周边环境的变化。为适应这些变化和提供满足人们需求的医疗 ,日本将医疗制度改革作为结构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的医疗制度改革以增加患者的负担和优化医疗机构为主要内容 ,在短期内会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但从中长期看改革可以控制医疗费的持续增长 ,增加国民对医疗制度的信任 ,而这些将有助于经济的增长。所以日本医疗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关于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再认知——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研究的厘析

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是否发生质的变化展开了争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主义学者对日本"反军国主义文化"的研究略占上风。他们指出,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政策在"反军国主义文化"的制约下不会发生质的变化。21世纪以来,新现实主义与制度自由主义的研究成为主流:前者认为,由于安全环境的变化,日本走向"正常化军事大国"的道路不可避免;后者指出,日本在安全态度上转向"国际主义",美国可以利用其在军事方面的主动性深化美日同盟关系。美国学界还着重从文化规范、公共舆论、选举体制、政党政治、政治体制等视角,探讨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根源。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呈现路径多元、视角丰富等特点,但也存在陷入范式之争、忽视政治势力对公共舆论的逆向影响等诸多不足。总体而言,出于为自身战略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立场,并受缚于日本财力的支持,美国学界的研究缺乏全面的历史观,且受价值观的影响颇深。     

南京沦陷前后的日本媒体——以主流报纸为中心

淞沪会战后,日本制定了进攻南京的计划。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主流媒体纷纷派出随军记者,刊发了大量相关报道,在统一国内舆论、动员民众参战、援战等方面起到了操控作用。     

所有权、产权与法人财产权、经营权

所有权、产权与法人财产权、经营权张银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转人到了产权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但是，产权改革始终受着理论上的混乱和操作上的复杂的困扰，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对有关产权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理...     

日本确定“令和”年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

2019年老天皇退位、新天皇即位无疑是战后日本政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新年号"令和"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产生过程也耐人寻味,值得研究探讨。纵观日本历史,"保卫年号纪年方式"乃至对天皇制度的宪法解读,之于保守政治势力而言是贯穿战后历史的重大政治课题,围绕年号的攻防斗争也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来。本次年号"令和"虽然不具备以往"保革对立"或在野党强大状态下的政治环境与背景,给全社会造成冲击的强度与烈度也远不及当年"元号存废之争"来得剧烈,但安倍政府刻意"脱离中国文化"的用心、用典,以及水面下的政治主导与暗箱操作等,仍反映出保守政权的政治寓意和发展愿景,也由此为人们预测日本在"令和时代"的生存发展模式,甚至国家发展蓝图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探析日本的三位一体改革

日本结构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从官到民、从中央到地方".其中,三位一体改革的构想充分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放权让利的改革精神.国库补助负担金、税源转让和地方交付税的改革,原本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三个基本出发点,为了平衡改革对各利益集团得失的影响,日本在第二次地方分权计划中提出对这三个基本点进行一体化改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偏好顺序各不相同,三位一体改革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