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叶圣陶的文言小说

学术界对“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认识 ,为我们重新评价叶圣陶文言小说提供了新的学术背景。叶圣陶发表在《礼拜六》等刊物上的小说 ,所呈现的思想艺术特色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流派特征是很相似的。因此它并不是所谓鸳蝴派“逆流”的对立面 ,而是这个流派中格调较高的作品。     

市民大众文学——“乡民市民化”形象启蒙教科书

明末是中国自身近代化的序幕,上海开埠则是中国“被现代化”的加速器.通俗文学的阶层依附应归属于市民大众,中下阶层市民是它的忠实读者,除娱乐功能外,它还是农本社会乡民转型为资本社会市民的形象化“启蒙教科书”,但这些有益于市民大众的文学却受到新文学家的猛烈抨击.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对此类批判提出了异议,他们或认为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乡民市民化”的引桥,是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或认为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中,鸳鸯蝴蝶派在平民化、世俗化和文学商品化等方面,以及在现代写作传播体制的建构中,扮演的是先行者的角色.的确,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文学,是一条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链”.在这条“文学链”中,鸳鸯蝴蝶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要展望市民大众文学的未来,这与总结过去的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的经验教训也有相应的关系,特别是农民工大批进城,“乡民市民化”的问题又成为现实的重大课题,而昔日被称为这方面的形象化“启蒙教科书”的市民大众文学有哪些值得参考?在今天,有些地方“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或实践日程上来,那么昔日乡民步上都市文明“引桥”的通俗文学作品的经验是否值得学习?仅仅有一套精英文学的评价标准,已不够当代文学发展的运用,多元共生体系的评价标准又如何建构?凡此种种,都可以去作进一步的反思与探究.     

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

"五四"以来,迎合小市民的情趣以及格调低下一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遭受批判的焦点,也是他们所背负的主要罪名.然而,如果深入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才在文化姿态上实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转变.     

从“斯”字看《论语》

在《论语》中,“斯”字出现了七十一次。第一个“斯”字出现在“学而第一”篇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的“斯”字,按宋人邢昌疏说:“先王之道斯为美者,斯,此也。”朱熹注:“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二家之注均以斯为“此”字之意义。今人杨伯峻注(按:杨著《论语译注》后,附有《论语词典》)指示代词:这人、这个、这里、这样(25次):斯为美,有美玉于斯。指示形容词:这个、这种(15次):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连词:这就、于是(31次):观过斯知仁矣。杨注有两个指代性词类,一个作为连词。     

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

鸳鸯蝴蝶派中的吴地文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本文论述了三个问题: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特征;为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会首先在鸳鸯蝴蝶派身上发生;怎样评价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化.     

西昆派杂说

西昆派是宋初最著名的诗歌流派之一。它一经产生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不管是褒是贬,大家不能不承认西昆派曾对文坛产生过重大影响。 西昆派亦称西昆体,以杨忆编《西昆酬唱集》一书而得名。集中选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7位作者共250首诗;杨、刘、钱为西昆派代表人物。他们作诗以“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为目的,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为方式,追求“尤精雅道,雕章丽句”的艺术风格。(《西昆酬唱集·序》)     

试论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发生

民初“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现象”。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传统的文化积淀和渐进的西风相遇、冲撞、融合,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新旧杂糅的读者。“鸳鸯蝴蝶”正是民初文人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轻松消遣之作。文人的主体地位使他们试图有所超越,但又陷入了传统的伦理规劝中。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明清“以情抗理”的文学思潮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明清“以情抗理”的文学思潮武润婷近年来，长期被打入冷宫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开始进入了人们重新研究的范畴。然而，由于“鸳”派小说产生之初，就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一致讨伐；解放后所出各种文学史又都把它看作是文学创作中的反动逆...     

鸳鸯蝴蝶派早期代表作家周瘦鹃

关于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下同)及其作家的评价与研究,目前进行得还比较少,且不够全面。本文试图就周瘦鹃及其在鸳蝴派作家中的地位,作一粗浅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一周瘦鹃,原名周祖福,字国贤。瘦鹃(红鹃太瘦生)是他的常用笔名,也是他的号。1895年6月30日(旧历闰五月初八日),周瘦鹃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是一条来往于上海——汉口间轮船上的会计,平素善读报纸,痛恶帝国主义,经常向儿子们灌输爱国思想。1900年,他于病危中闻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怒不可遏,临终“忽     

虚词定义小史

虚词是与实词相对而言的。早在宋代就出现了“实字”和“虚字”这两个名称。至于它们的含义是什么,从理论上赋予名确的定义,则是从清代开始。刘淇《助字辨略序》云:“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他用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作比,说明实词和虚词的性质及其在作文中的用途,还不知道如何从语言本身说明二者的区别。因此,后之学者谈虚词的含义时,很少提到这一说法。从马建忠开始,大半个世纪中,在虚词的含义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综合起来有两大派:一是意义派,一是功能派。我们把这两派中的代表性论点分述如下:     

道教与道家的关系及其区别

“道”之古义有二:一曰行走的路;一曰人的主张。《说文解字》云:“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古文道从首寸。”“所行道”者,路也。道字“从首寸”者,人的主张之谓也。首,头脑。寸,尺度、准则。头脑中的尺度、准则是为主张。由路引申有方向、规范、规则等义。由主张引申有学说、道路、方法、引导等义。而“道”在儒家、道家和道教那里又具有不同的涵义。     

民国通俗小说：“俗”的壁垒与现代性的困扰

一民国通俗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长时间以来没有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便处于被遮蔽、被排斥甚至被否定的境遇。但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五四”新文学家们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20年代却并     

由《小说季报》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嬗变

被文学史遗忘的《小说季报》集中彰显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嬗变.基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和”语境体验,他们将“导世牖民”作为办刊宗旨,与此同时,却又认同于传统小说观念和娱乐化的写作方式,这使其创作呈现出多元面相.《小说季报》中的老派鸳蝴作家在现代语境的压力下,悖论式地解构了他们营建的古典文学世界,而新生代鸳蝴作家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些嬗变特征的发掘可以修正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笼统印象.     

鸳鸯蝴蝶派文学新论

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发展和繁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而且鸳鸯蝴蝶派随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作品有其积极意义。它与新文艺的分歧,实质是文学观念的分歧。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应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试探鸳鸯蝴蝶派勃兴之社会历史原因

鸳鸯蝴蝶派是始于清末,盛行于本世纪初的一个庞大的、以迎合市民审美趣味、欣赏习惯为宗旨的通俗性文学流派。本文试就鸳鸯蝴蝶派小说勃兴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决定的历史特征进行一些新的探讨,以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近年“通俗文学”崛起的历史传统继承性。鸳派小说产生的社会环境,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弊端。我们认为它并非中国所独创的,也不是几个、几十个作家所能掀起的。趣味性,娱乐性文学的产生是文学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产物,是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类似鸳派小说的爱情、侠义等故事的作品与西方早期     

婉约派之宗主——李清照在词史上的地位

王士祯《花草蒙拾》云:“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沈曾植对此论深表赞赏,他在《菌阁琐谈》中说:“易安为婉约主,幼安为豪放主,此论非明代诸公所及。”其实,明代的王世贞早就说过:“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弇州山人词评》)杨慎也曾说:“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词品》)清代刘体仁称李清照:“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七颂堂词铎》)沈谦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刘清韵赞李清     

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从清代方志笔记中所反映的江南社会风貌一斑

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序言云:“民情风俗,国家安危之本也。”可见风俗民情对于社会盛衰、国家安危之重要。一地之社会生活,与该地之风俗民情关系至为密切。所谓“风俗”,明万历《龙游县志·风俗》曰:“上行下效之谓风,众心安定之谓俗。”也就是说,“风”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情,     

“鸳蝴派”始基徐枕亚的舛错婚恋与哀情文学生涯

有“哀情巨子”之称的南社作家徐枕亚,在“五四”以后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始基。以其身世为原型的开山作《玉梨魂》是南社文学创作中的代表性作品,以独异的体裁形式与语言结构呈现新旧交替的特点,辉映出近代文学的余彩。作品无论是形表外衣还是精神内核,均深钤社会转型期的真切印记,反映出那个时代人性与情爱的问题。把握影响徐枕亚创作思想的舛错恋情,有助于解析近代文学一大阵营——“鸳鸯蝴蝶派”最初发生的动因。     

元杂剧作家丛考(一)

杨显之杨显之是元代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的“莫逆交”,曹本《录鬼簿》记载:“杨显之,大都人。与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说集》本、孟称舜本《录鬼簿》仅作“大都人,与汉卿莫逆交”。天一阁本有增补:“大都人,关汉卿莫逆交,凡有文辞,与公较之,号‘杨补丁’是也。”从这极简略的传记中可知,关、杨两大杂剧家都是大都人,关汉卿在剧本创作中经常征求显之意见,杨氏亦颇精于此道,从而获得了“杨补丁”的雅号。杨氏作剧八种,今存《酷寒亭》、《潇湘雨》。作为代表作的《潇湘雨》,写一个丈夫背亲弃旧,妻子被遗弃、虐待而终于复合的故事。剧中,先是父女失散,后来父亲做了肃政廉访     

嘻嘻，“好”！

杨老师有个宝贝，就是一个刻着笑弯了腰的“好”字印章。当我们的表现很棒或有进步的时候，杨老师就在我们的奖励本上盖上一个笑嘻嘻的“好”字，然后在旁边写上日期，让我们自己写下来是怎样得到这个“好”的，真有意思。因为其他老师都没有这么特别的奖励，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