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组织发育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中介组织作为自主性的社团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其一定的规模和独立程度标志着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应该说,当前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十分成熟,但是,大量中介组织独立社团的出现说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悄然形成。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造就出大批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从而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又引发原有的以统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转向善治。     

中介组织发育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中介组织作为自主性的社团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其一定的规模和独立程度标志着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应该说,当前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十分成熟,但是,大量中介组织独立社团的出现说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悄然形成.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造就出大批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从而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又引发原有的以统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转向善治.     

我国行政发展的双重诱因和目标模式

中介组织作为自主性的社团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其一定的规模和独立程度标志着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应该说,当前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十分成熟,但是,大量中介组织独立社团的出现说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悄然形成.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造就出大批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从而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又引发原有的以统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转向善治.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基层政权建设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并且依靠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运转、调控的自主性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价值与原则的总和。以公民社会为分析工具,审视基层政权建设,便会发现基层政权问题日益突出,这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野模糊造成的,是政治国家权力构成、公民社会发展与成熟以及权力监督及制约制度的问题。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必须以农村社会资源整合和政治国家活动领域的界分为首要任务,换言之,就是要确立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结构。这一结构的确立,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具有如下重要意义:一是肯定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基层民主制度才可以保证;二是农村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从而为基层政权良性运作奠定经济基础;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才能实现;四是形成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

改革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面对的一对矛盾。目前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适当反应,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族员与公民:村民自治语境下农村权利结构调整中的角色冲突

中国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努力避免路径依赖的产生,就要对制约农村民主的权力、利益和文化等因素进行分析。宗族无疑通过特定的权力、利益和文化的结构制约着村民的思维和行动,从而阻碍自治的实施。宗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在村民个体上的表现就是族员与公民身份的角色冲突。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形成——民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公民的有序参与

对目前中国来说,公民社会的形成更多的取决于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真正实现普遍的、有序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这也是构建基层和谐社区(共同体)的本质体现.然而,目前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许多瓶颈问题:"利益表达、社会参与"的总目标发展不清晰、发展空间有限、缺乏规范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等等,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合理让渡空间,民间社会组织自身加强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明确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上与居民需求的匹配,实现社区自治,从而实现自然地理状态下的"小区"向社会人文状态下的"社区"的转变.     

宪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自治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公民自治权的实现能力和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真实的人权状态和民主程度,尤其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活跃与理性发展是实现国家宪政的基石.笔者以城市居民自治为视角阐述公民自治与民主宪政的关系及自治内涵,分析我国基层自治存在的问题,为破解这些问题,笔者从立法完善、重构自治组织结构、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关系、整合业委会和居委会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以期对推动公民自治权的实现,推进我国宪政进程尽自己绵薄之力.     

公民社会与新集体主义的共域

公民社会与集体主义是两种迥异的理论模式:公民社会理论基于对个人主义的一贯信仰,对国家抱有防范的态度,而集体主义则强调国家在利益组织协调中的核心地位;公民社会是社会组织通过自我协调最终形成一个社会自治领域,而集体主义则强调国家在协调中的主导作用。然而,两者在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上却是殊途同归,都表现出一种公共精神。     

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腐败也日渐凸显,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尚处于成长阶段,力量还较弱小,因而无法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这就使得政府与企业只能直接接触,从而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大量的温床.而在西方国家,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承担起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任务,斩断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有效地规避了腐败风险.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可以形成有力的监督,从而遏制腐败的发生与蔓延.通过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从社会大结构的基础层面构筑反腐败的新的廉政工程,将使中国在21世纪实现反腐败斗争由加大惩处力度到扶持公民社会成长的战略大转移.     

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

作为克服1978年前30年唯意志之社会结构的自然自发自律自治之社会有机体系统恢复工程的经济现代化,在高速行进了30年后,我国出现了经济成就巨大、社会和精神问题日益严峻的基本状况,文化现代化这另一自然自发自律自治的社会有机体系统恢复工程,有必要突出地摆上前台.基于对雷蒙德·威廉斯文化概念的引申和重新编码,笔者认为文化是符号文化(作为符号生产的文化)、价值文化(作为精神价值,精神理想的文化)、生活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统一体.而作为自然自发自律自治的社会有机体系统恢复工程的文化现代化层面之一的普世性生活方式现代化:自由个体、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建构(在超越性民族国家框架中的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交互生成的生活文化系统建构),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至关重要、甚至是当务之急的进路之一.     

论公民社会对我国农村社会自治的意义

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理论相互呼应,相辅相成.公民社会对我国农村社会自治的发展意义重大.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为我国农村社会自治奠定了基础,也为农村社会自治提供了社会权力源泉;公民社会与农村社会自治共同构筑成第三种调整机制;公民社会中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成为农村社会自治的核心主体;公民社会下的公众参与机制是农村社会自治民主权利实现的保障.     

由个体与国家到团体与国家--乡村治理中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农民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无法使国家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国家政权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当然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村委会的过度行政化,而未成为预想中的村庄利益代言人;逐步减免农业税,为村委会的去行政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可能造成乡镇政权唯上是从的官僚化倾向.因而,应扩大自治的空间范围,增加乡政中的民主因素,以制约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倾向.在此基础上,使村和乡镇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建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机制.     

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的组织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缺失及自治组织功能异化则是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及至中国社会大局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尽快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村民自治制度,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强化社会主义农村民主建设,十分重要.     

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是全人类追求的目标。但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分层与利益格局的调整,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我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的现象越来越多。发展以平等、自由、理性、共同协商为特征的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地整合民意,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协调利益冲突,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激发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协调多元化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协商民主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选择。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培育公民社会、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发展协商民主,构建和谐社会。     

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价值冲突及其化解路径--"社会资本"理论的合理性视野、效能及其实践启示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结构的利益交往格局所塑造的是一种“市民社会”的私人生活空间,这种私人生活空间虽然是自主的,但在文化伦理与价值观上却是不自足的,它无法提供社会“公共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与市场经济着意打破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的逻辑相反,公民社会的运作逻辑的精髓恰在于集体行动的达成,它拥有一种实质上是发端于市场活动内在要求的自律、自治、参与、合作、信任、奉献、责任精神等文化价值观念,并构成市场社会的“引致”性文化;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它提供了有效地化解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内在冲突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充分尊重公民社会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创造社会资本生成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构建。     

转型期中国公民政治认同困境的演变逻辑——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获取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考量平台。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利益格局先破后立的过程,转型期呈现出社会结构和阶层多元化、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复杂化、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碎片化的特征。可以说,社会转型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认同困境问题,其中,利益分化与分配失衡是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诱因,经过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感两个心理变量,加之公民利益表达的不顺畅和受阻,最终导致公民政治认同困境的产生。     

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应然条件

作为政策系统之外的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公民社会要对政策系统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换而言之,公民社会的政策倡导和政策参与能力的充分发挥是以一系列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制约着公民社会的政策影响力的发挥.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应然条件主要是:多元的利益结构、良好的公民意识、高度的政治民主、开放的政策过程和良好的制度环境.     

论结社自由及其实现--弱势群体结社权与中国市民社会培育

在西方,现代性的结社自由和独立社团是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中国改革路向决定了,无论是就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市民社会之发育,还是建构于其基础之上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实现,与西方存在着因初始条件不同而相异的路径选择.改革的深化,使多元利益群体形成及群体性利益博弈成为新制度安排中最需要重视的社会现象.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尚没有相应形成,特别是弱势群体因缺乏相对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合法有效的组织手段,成为社会影响力和权益保护最弱的群体是目前实现社会利益均衡与整合的最突出问题.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合法博弈主体地位之取得与制度化表达渠道的建立,既表现为自身民主能力的培育,更取决于结社自由制度化权利的保障.因此,就中国社会领域改革现实而言,弱势群体的结社权在一定意义上更能体现结社自由价值理念的本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