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湖学术信息

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也说“民可使由之章”》一文（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理论版）根据《郭店楚墓竹简·遵德义》之“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对上句作出全新的解释。《遵德义》全文强调要用“礼、乐”等德去引导民众，因此，竹简此句标点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于是《泰伯》章“使由”句标点宜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则为：“孔子说：对于民众，应该用（礼乐之德）引导他们，不应该用（德）强制他们。”不久，彭忠德又发表《完整理解〈遵…     

深度解读2012年经济体制改革

题记：《诗经》中相传为舜所作的南风歌结尾唱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和熏之时，足可解民忧、民愁的南风兮，民众对此有如此强烈虔诚殷切的期盼!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民思想

一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     

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

<正> “居安思危”是《贞观政要》一书的指导思想。作者吴兢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的“开元盛世”的年代。然而,就在这“盛世”的背面,却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唐玄宗从开元中期以后开始怠于政事,失去了励精图治的作风,地方上土地兼并剧烈,均田制、府兵制度被破坏,人口流亡增多,地方藩镇兴起,统治机构臃肿,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吴兢曾向玄宗提出八点建议,但却遭到贬逐。(《新唐书·吴兢传》)因此,从吴兢所处的时代与经历来看,以“居安思危”作为该书的指导思想,这有很强的针对性。吴兢在《贞观政要·序言》里说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义在惩劝”,“克遵前轨”。也就是要唐朝统治者身居“盛世”而不忘创业的艰难,不要忘记励精图治的作风,以便使李唐的统治永久继续下去。所以,《贞观政要》一书虽然记录的都是唐太宗     

试论文言连词“所以”

一、文言连词“所以”的存在文言中有如下包含“所以”的句子: A(1)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左传·昭公七年》) (2)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吕氏春秋·君守》) B(3)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①(4)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贞观政要·英宗之正》) 例(1)下杜预注云:“行善法,故能     

论“民贵君轻”与“君舟民水”——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孟子“民贵君轻”论与荀子“君舟民水”论的影响尤深,孟子主要从正面突出“民”之重要性,而荀子则以“民”的正负两面的意义警示君主应该善待民众、以民为本.两者相统一构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整形态.“民本”不是“君本”,民本是治国之道不是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也适用于当今社会;“民本”也不同于“民主”,但民本存在可以向民主转换的可能.     

《贞观政要》的行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行政思想是行政实践的指导依据和理论源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接受历史的长期检验,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积淀了大量的政治和行政思想。为了挖掘中国古代行政思想和行政智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以历史典籍《贞观政要》为蓝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文献疏理法、比较论证法等研究方法,由浅入深剖析《贞观政要》深层文本中的治国理政思想和行政智慧,总结和比较贞观年间采用的具体行政措施和方法,考证《贞观政要》所记载的行政实践的历史进程和行政效能,从而解读和分析《贞观政要》所蕴含的行政思想、行政智慧和当代意蕴。研究发现,《贞观政要》蕴含着丰富的行政思想和中国智慧,如施行仁政、以民为本、按需设官、任用得人、行政追责、有效行政、权力监督与制衡等思想。结果表明:《贞观政要》的行政思想不仅适应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提高了行政效能,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甚至一度出现读书人不愿从政做官的社会现象;而且这些行政思想在历史时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用性,对于今天的行政改革仍不乏启迪意义;从而为修正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同时也为今天的行政改革提供参考依据和经验法则。     

春秋“赋诗”及其它

古代典格记载，春秋时期有“赋诗”的习俗．《左传》所记最多．东汉郑立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毛诗正义小雅·常棣》孔颖达疏引《郑志》）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上古的“赋诗”是有启发意义的．据笔者初步考察，春秋时候所谓的“赋诗”大约有两层意思．一、“赋诗”是指吟诵诗歌例如：《左传》禁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于西、子产、子大叔、二号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吾也，请皆赋，以卒君现，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绸之贲…     

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

本文以《大义觉迷录》为依据，详细论述了雍正帝的政治思想：当“天下一统”之时，”君臣之伦”占据上风，“华夷之分”已无实质上的意义，“君臣之伦”突显，即所谓君要行君之德，臣要行臣之德，而清朝的皇帝都是有德之君，施行德政，因此天下之人理应臣服于清朝。     

开拓者的硕果——读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的《贞观政要译注》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分类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唐太宗李世民同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丰富,涉及到的人和事甚多,不仅有史料价值,并且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先周是何时称周的?

关于先周称“周”的时间问题,历来都以裴骃的《史记集解》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为根据。《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裴骃《集解》:“徐广曰:‘山在     

“贞观之治”的人文意蕴

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将“仁政”、“德治”的思想在具体行政过程中运用,并演化为新的具有人文意蕴的“合和”思想,开创了贞观时期君民、君臣和华夷之间和谐相处的政治局面,确立了合同文化的基调,使“贞观之治”蕴含着浓郁的传统人文精神。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贞观时期的民本思想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治世,而民本思想是实现这一治世的关键。民本思想包含重民、存民、富民、化民等观念,它是一套＂问题-解答＂模式,它体现了君与民的对待关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缓解了君民关系,民本虽与民主不同,但它本身也有积极作用。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贞观政要》史料考辨

近年来,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引起了治史者的浓厚兴趣.而要探讨这个历史课题,不可不读唐朝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此书分类编撰贞观年间君臣共商国事的问答、大臣们的诤谏与奏疏等,为研究初唐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政要》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吴兢在自序中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他的着眼点在于以史为鉴,注重的是唐太宗军国政事的旨要,而对史事的编年问题似未曾作过细的推敲,疵漏之处不少.同时,由于历代转辗抄写,相继刊行,亦堆积了大量的讹误.元朝儒臣戈直,曾对《政要》作过一     

《贞观政要》治国方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治国方略是指治理国家的战略性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作为贞观时期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贞观政要》治国方略的产生、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贞观时期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受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文化传统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鲜明的阶级特征和时代特性。     

从《解老》、《喻老》看韩非对老子的吸纳和改造

从学理的内在逻辑着眼，老子思想发展到战国末年被法家韩非承接，起码从两点看是顺理成章的：一是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主义，为韩非的君明民愚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无情主义，为韩非提供了以人君附会“天地”、“圣人”的可能，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和坚实了韩非君主专制独裁理论的逻辑基点。本文通过对《解老》、《喻老》的细读，揭示老子“治人”思路怎样由萌芽走向壮大，怎样被韩非改造和发挥的     

谈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吏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是“王法”，体现的是皇帝的权威，民众是经过官吏的中介得以知晓“王法”的，因此，社会权威的确立，都是“以吏为师”的，一切政令教化都从官吏那里开始布达于社会民众，不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都是由官吏来执行的，而官吏们能不能首先据德守法，就成了“王法”能否贯彻执行的关键，所以说，依法治吏是执法治民的起点。中国历史上出于这个思想，把官吏比之为“民之父母”，作为地方长官应以“民之所好好为，民之所恶恶之”。同时，代表王权的法律对于不能辅佐王权…     

孟子义利观的逻辑前提

孟子的义利观中有两重规定,体现为两重关系,一重是君与民的关系,主要是利的规定,要求君与民同忧乐,包括爱民性命以安民、制民之产以富民、教民听民以养民。另外,君要有节制的索取于民。一重是君与士的关系,主要是义的规定,要求君不仅精神上尊重士,更要尊重士的精神。这两重规定关系的逻辑前提是确保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