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秦新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高扬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兽道、神道的旧文学，力图从内容上为...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论“五四”劳工文学

“五四“劳工文学是中国工业文学的初澜。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普泛的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线索。初始期的锐气与多元思潮的复合并存构成了“五四”劳工文学的总体风貌。     

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

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同时,五四知识分子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追求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五四后,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并没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也没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而五四的世界主义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媒介。     

它来自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五四”文学民族渊源初探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五四”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结束了旧文学的时代,开创了新文学的纪元。“五四”新文学的发軔,当然首先是基于它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同外来思潮(从启蒙主义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可分离,但从民族渊源上说,它还有更     

论西方思潮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

本文作者强调,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分析西方思潮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文章肯定了人道主义等思潮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其片面性和负效应。作者对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相冲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冲击了启蒙运动,而是将启蒙运动引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前景。     

“解冻”思潮与伤痕戏剧的汇流——论新时期初期戏剧与前苏联影响

新时期初期中国的伤痕戏剧与 20世纪 50年代苏联戏剧及文学的“解冻”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是相似的社会发展情形和“解冻”思潮的直接影响,决定着新时期初期戏剧与苏联“解冻”思潮的汇流。苏联“解冻”思潮所强调的“写真实”、“人道主义”、“文学是人学”等观念和理论,对新时期初期戏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一、当代人道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道主义是当代一股强大的世界性思潮。几百年来资产阶级始终高举着这面旗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举起了这面旗帜。“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从理论上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实践上也努力加以贯彻,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在这股思潮中的一个新思想,或者说一个引起爭议的问题,就是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即现实的或科学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这可以说是当代人道主义思潮的一大特色。但是,我认为最足以代表这一特色的并不是苏联或东欧的一些学者,也不     

论陈若曦早期世界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社会思潮和时代氛围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的作用很大。巴金《家》里的主人公觉慧,“从朴素的对劳动者的爱及对封建制度的恨出发,走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面前,最后又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的这种思想特点,就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革命的某些时代特点”①;杨沫《青春之歌》里的主人公林道静从摆脱封建家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五四”精神:文化启蒙,还是个人自由?

本文试图从评述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入手, 探讨何谓“五四”精神。文中辨析了文化启蒙和个人自由在“五四”再造文明的观念中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 并据此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对“五四”精神的阐释, 即“五四”精神是一种对反抗权威的勇气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的高扬。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特殊过程。五四前(1898年~1919年),文学翻译的目的往往是借鉴外国的思想和文明,“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年~1927年),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选择的主流,译作竭力充分表现原文,形成了改革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     

《狂人日记》: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启蒙小说。它既是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与人类主义思潮的回应，也是对鲁迅自身早期思想的一种创造性承续与发展。《狂人日记》更是一篇寓言性很强的小说，它对现代中日启蒙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作了清醒预言，并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健全人格的塑造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因而它又是一篇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科学视野之下的“五四”小说

崇尚科学是“五四”的主调之一,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我们无法遮掩科学的影响与促动。“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科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对“五四”小说求真倾向的导引;对“五四”小说的批判意识的影响;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的促动。     

五四文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型新论

本文从现代化转型的动态角度论述五四文学观念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逻辑进程 ,指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历史的主体与客体 ,偶然性与必然性交互作用的产物 ,其作用表现在不仅破除了新时代伊始人们的思维、情感、文学载体诸方面的重重禁锢 ,为形形色色的新思潮进入文学领地拓开了渠道 ,而且决定了新文学的必然发展趋向 ,即创造有生命力的文学和平民主义的启蒙文学。而五四文学对“人”的全面现代性的追求标志了它的现代化深度。在五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中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广泛探讨与并重则体现了五四文艺思潮丰富的现代审美特质。“为人生”的艺术观与“为艺术”的文学观以其惊人的默契与呼应及不可偏废的互补性 ,完成了五四文学观念从语言本体到人学本质再到审美本体渐次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本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王国维鲁迅比较论

自本世纪初到五四以前,西方文化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主要来自两种思潮:一是自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形成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思潮,它在思想上带来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政治上带来民主主义与共和体制,这一切都为中国资产阶级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树立了榜样,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继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标的“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也可以说是这一种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另一种是自十九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西方现代反叛文化的思     

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

人的存在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我国五四至今的新文学之所以称之久的文学或人的解放的文学，就在于从不同阶段、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不同因素感性地显现了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可作各有所重的不同表述，如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文学、启蒙和救亡的文学、民族灵魂拯救的文学、国民精神重塑的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文学等等。新文学的上述不同的表述或是显现了不同阶段的特征，或是显现了不同范畴的规定。新文学的人的解放的根本性质…     

“泰戈尔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之一

对泰戈尔的译介、研究及其影响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泰戈尔热”之所以形成,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与日本思潮的变化有关,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五四前后中国内在需求同泰戈尔文学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主题、东方文化底蕴及其人格力量的契合。由于泰戈尔自身的复杂性与接受者视角的不同,对泰戈尔的认识也有一些岐异,使“泰戈尔热”充满了矛盾的张力,五四落潮后时代氛围的变化导致了“泰戈尔热” 的衰歇。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