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禀赋与理性境界——关于理性行为动机的马斯洛与马歇尔之辩

自利动机假定和最大化分析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座架与基础逻辑构件。它反映了斯密、马歇尔置身的生产力低下、财富匮乏的前工业化时代人们追求物质生存需求满足的行为机理。马斯洛发现财富快速增长的工业化时代人们的行为动机与财富匮乏时代有着重大不同,也即随着收入增加和物质生存需求满足程度提高,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动机会逐渐向自我实现动机递变。工业化国家近年来不断扩展的企业家慈善捐赠行动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就是经济人行为动机由单一生存需求动机向多元复合高层动机转变的一个明证。主流经济学把贫困环境下以生存为基本诉求的经济行为人错置到摆脱了贫困和生存困扰、消费品堆积如山的当代,把一种与贫困时代合宜的经济学假定丝毫无改地带入富裕时代的经济学,是导致经济人假定失真的一个主要根由。现代经济学在承纳人的经济自利动机的同时,应该为人的自我实现、社会责任、利他等高层心理动机的涌现和张扬留出理论通路。     

“经济人”利己与利他行为的理论分析

“经济人”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对这一涉及人性及人的本质问题的认识,单靠经济学自身的分析是难以完成的。借助于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并将其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分析“经济人”行为,可以看到,利己是“经济人”行为的根本目的;利他是“经济人”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为己利他是“经济人”的普遍持久行为。     

“经济人”假设的争论:本源与超越

"经济人假设"争论的本源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经济人"假设虽然符合了客观现实的唯一性,却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它只是代表了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为普遍的经济理性,未能代表人的本质,从而不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经济人"的"自利""利己"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核心问题指向经济研究是否应该将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确定为"利己"。现实中的"利己"与"利他"共存表明将"自利"作为唯一动机进行经济研究忽略了其他动机对人经济行为的影响。"理性"是第二个焦点,核心命题在于将"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普遍行为模式是否合适。事实上,利益的最大化目的与利益最大化行为存在矛盾。由此,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以人的本质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经济研究中的人是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不断进行"直观自我"的个人,是从他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运动中通过"直观自我"而不断发展的人。从人的本质出发,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从实践中确认"人的动机和人的选择理性"的能动性根源,即确认人的实践行为。行为的选择由社会对象化的结果与个人社会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     

略论“经济人”假说片面性的合理性

“经济人”假说的片面性,既是社会科学分工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学建立严谨理论体系的需要,其不足应由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来弥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需要否定这个假说,而是要(像马克思曾经做过的那样)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人”假说。在理论与政策上确认“经济人”假说,对促进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经济人"假定的意蕴与反思

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新“经济人”抽象从诞生之初就开始引发经济学的革新,对应着新“经济人”依然以自利和理性为核心,以此发端的新古典正统经济学分析范式自然要作为经济学的主体,然而,自利和理性覆盖的社会和伦理因素,却赋予新经济学以更多的内容和更多的层次。如何正视这些问题,正是新的经济学应该着重考虑的内容。     

对中国古代"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比较分析

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自利人"的描述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但这并没有导致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自利人"假设和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可以、也曾经结合过.较之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在理论内涵上是有缺陷的;承认人都具有求利的本性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其他现代意识和社会机制,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     

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批判,是马克思在科学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古典“经济人”思想的抽象性质,而且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抽象的“经济人”思想出发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辩护论思想,并由此出发展开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伦理价值观的深刻批判。     

现实经济人与理想道德人——经济学与哲学视野中人之本质初探

从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来探析人之本质。从两个学科来看,其侧重点不同,前者为现实经济人,后者更多的是理想道德人。这两种对人之本质的认识,一个重现实模式,一个重理想模式;一个重反映必然,一个重反映自由;一个重事实判断,一个重价值判断。     

经济人假说的理论机理与利己一致性行为模式

本文通过对经济人假说内涵的五个层次与五次修正的阐述,力求展示经济人假说的系统结构与假说修正、演化的概貌。通过对基于趋乐避苦原则的经济人个人效用函数分析,力图探索并构建一个符合一致性假说的经济人行为模式新框架,以求得对人类行为结构的系统性理解。     

马克思新哲学革命的初始理论形态及其经济学局限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 ,也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过程。马克思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 ,确立了物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启了作为新世界观的历史科学视野 ,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一般逻辑的转换。但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滞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尚未展开 ,因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缺乏新的理论支点 ,人本主义逻辑的“空骨架”还会偶尔显灵。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的完全创立 ,取决于生产关系范畴的真正形成     

用人工神经元网络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随着人工神经元网络 (ANN)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性也得到广泛的证实和认同。同时 ,克服其局限性的策略和方法亦越来越多。可以认为 ,人工神经元网络不失为数量经济学的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 ,将其与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及遗传算法、模糊逻辑、专家系统适当结合 ,取长补短 ,必将强化分析经济问题的精确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及其演变

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点,理性概念的演变本身反映了经济学自身的演变。对理性概念的把握,是判断一个学者经济学素养的基本标准。经济学中的理性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因此,对理性概念的分析可以从决策过程中的目标理性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理性两个方面进行。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及其框架

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分工与专业化。19世纪末,马歇尔用数学框架形式化经济学,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由经济组织逐渐转向了资源配置。20世纪中后叶,经济学家们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展开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思想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由此建立并发展起来。     

传统"慎独"道德精神及其现实价值

"慎独"是传统儒学倡导的修身方法和推崇的修养境界,其蕴涵着相当丰富而深邃的道德精神。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诠释传统"慎独"的道德精神,不仅能深入领悟"慎独"在古代道德实践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而且更能发掘"慎独"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价值。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的局限性及改进方法

财务分析中的企业偿债能力分析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内容,是企业财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财务分析中的偿债能力,在企业财务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结合案例,对企业偿债能力进行简要分析,对偿债能力分析的局限性和改善方法进行讨论,很有意义。     

辨析马克思分工范畴及其经济地位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理论基石,其中的分工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分析方法,分工范畴的分析可以沿着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径进行,并且在反映历史逻辑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的内涵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的过程。分工是客观的物质社会关系一项重要内容,与所有制等概念紧密联系,并且不能通过人为拟制的制度来消除,只有在物质生产力质的飞跃的情况下才能扬弃原有的分工体系也即物质社会关系。分工的范畴的再认识,对于拓展经济理论研究的范围和经济改革的思路有重要意义。     

“贤妻良母”的文化演变及现实诉求

“贤妻良母”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特质。现从“贤妻良母”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在妇女解放中的文化阐释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与面临的挑战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以培养“贤母”为目的而取得的妇女平等的教育权,打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了参加公共劳动的权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然而,女性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里不会完全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的角色既得到了认同,又面临着危机。     

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捉民工传媒话语缺失与重构

农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迈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离不开大众传媒发挥的独特作用。现实上,农民工存在传媒“话语”的缺失,这造成了农民工的“集体无语”并影响了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因此,需要重建农民工的传媒“话语”,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