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澳门"路环血案"始末考述

1910年5月,以路环岛为巢穴的梁义华海盗团伙,掳走广东新宁县十几个学童至岛上勒索.因时值中葡划界谈判破裂,路环岛属争议地区,广东官员在清廷"维持旧状,勿生事端"指示下,不敢作为.学童家长乃于7月转向澳门总督求助,澳督派兵前去路环解救,却因海盗开枪抵抗而致葡兵死伤.澳葡随即派出大批军队、炮艇支援,连日轰炸岛上村落,又火烧村落、山林,使大量无辜村民、渔民遭殃惨死,史称"路环血案".澳葡事后借机扩大在路环岛的殖民侵占,从象征、军事、民政等方面着手实现对全岛的实质管理,形成20世纪葡人管治澳门半岛,以及氹仔、路环两个离岛的局面.     

嵇康死因真相考辨

不能把《与山巨源绝交书》看成是嵇康被杀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其他缘故,而仅仅是因得罪钟会、轻时傲世或非薄周孔、纵情背礼,嵇康亦不至于被司马氏处死。嵇康在舆论上反对司马氏、在毌丘俭造反时有武力对抗司马氏的意图,才是他招致祸患的主要原因。     

“真相”的力量

你知道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一个词语是什么吗?它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可惜我们常常是在拒绝它——真相。想想吧,还有什么比真相更具有力量?一旦它显露出来,就会使一切都发生改变。法国作家左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你把真相封闭起来,埋藏在地下,它还会生长出积聚起无穷无尽的力量。当有一天它爆发出来的时候,毁曾经掩盖住它的一切。”     

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虽基本立场未有微动,但在具体方式上却经历了从政治处理、政治和司法二元处理到司法处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视为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日方对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和成为决定事件处理方针制约要素的日本政治及国际政治的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裁判事实与案件真相——从“彭宇案”真相浮出入手

"彭宇案"真相的浮出引起了人们关于裁判事实和案件真相关系的深入思考。裁判事实不同于案件真相:前者是裁判者的一种主观性命题陈述或判断,具有可谬性;而后者则是案件已经发生过的客观情况,具有真实的客观给定性。基于维护司法裁判正当性和提高民众司法信任度的要求,裁判事实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案件真相,具体实现路径有三:一是应当明确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内在理性思维进路,二是应当有效导控裁判者认定事实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三是应当配置科学的裁判事实认定的外在程序。     

化解深层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之本——校园血案的社会学思考

校园血案的发生透视出我国当前存在的深层社会矛盾。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利益失衡所导致的贫富差异与社会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人格矫治和生命伦理道德的缺失等,则是更深层面的社会文化因素。化解深层社会矛盾乃是防止恶性事件频发、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应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建立沟通机制,化解基层纠纷;建立社会疏导机制,树立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历史真相

喀琅施塔得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曾被誉为革命的堡垒,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曾被誉为苏维埃革命的先锋革命的中坚力量。但为何会在革命三年以后突然蜕变成与白卫军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呢?长期以来苏联的历史教科书把1921年3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定性为白卫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在国外反动势力的策动下的反革命暴动。由于该事件的有关文件被作为绝密文件长期封存,人们一直无法了解事件的真相,苏联的史学著作对此的解释缺乏合乎逻辑的交待。该文在新披露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分析,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试析文学史的真相——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视角

作为文学与历史的奇妙结合体,文学史自始至终都将徘徊于真实与虚构、主观与客观、史实与史识、全面与片面、高雅与通俗以及过去与当代等诸多矛盾体中.唯有从整体上考察这些矛盾体,才有可能找出文学史的真相.     

日本政府支持光伏产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政策与措施

日本光伏产业为应对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发挥日本产业在磨合集成型产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弥补其在价格竞争方面的弱势,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实现了从单纯生产、提供太阳能发电产品、设备,向以太阳能发电为核心的一体化服务产业转型。企业发展战略的调整也带动了日本光伏产业出口竞争战略从单纯的产品竞争向以太阳能电池为核心的一体化服务转型。光伏产品出口模式的转变,使得日本光伏产业海外拓展享受到了日本政府支持日本基础设施出口的优惠政策。日本政府以促进基础设施出口战略为依据,从完善海外市场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建立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联盟机制,充实政府金融支持等三个方面来支持光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对王弼“大衍义”的现象学思考

王弼是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除了本身内容的创新之外,在思维方式上也和之前的汉学有比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既表现在具体学理上,也表现在方法论上,但是对方法论上的区别和创新,关注度是不够的。所以,为了更好地解读这种区别,尝试以王弼的大衍义思想和汉儒解《易经》的区别这一现象入手,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视域下,以现象学为一种方法,对王弼易学思想上的方法论创新给予现象学的解读,从而希望搭建起对魏晋玄学研究的一条新的属于现象学的路向。     

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

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激化了朝野矛盾、中外矛盾以及清政府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纠结在一起,影响了苏报案的进程和处理结果.革命者借助上海租界挑战清政府,为维护政府权威,朝廷一意镇压,下旨严惩.负责处理的官员却各怀心思,导致朝廷旨意执行效率不高.章太炎等人被捕后,清政府又与列强交涉,要求交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西方价值,列强以尊重已达成的程序为由拒绝清政府的请求.苏报案的发生和交涉反映出晚清政府应对政治危机的无能.     

《大公报·战线》与抗战时期的朗诵诗

《战线》是《大公报》抗战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副刊 ,发表过许多抗战文学作品 ,推出了以高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朗诵诗人 ,促进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 ,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由于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有众多争议 ,对《战线》实事求是的评价还不够。本文通过对原初资料的细致剖析 ,力图明了历史真相 ,为全面考察抗战文学拓宽视野     

大同理想与世界主义

中国文化中"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大同理想的创设、演绎与传承,无疑是世界主义观的中国版本;西方世界主义的发展演变,说明世界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西方世界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中国文化精英的最终诉求殊途同归。     

战时日本当局在国内是如何封锁南京大屠杀真相的?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抓住战时日本国内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无任何报道、日本广大民众更一无所知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史无其事,乃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的"虚构"。这当然是本末倒置!本文揭示了战时日本当局在日本国内精心采取的种种措施,千方百计阻止与扼杀对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报道与流传,从而严密封锁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导致了广大日本民众对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正视甚至掩盖这一历史事实,只能暴露他们的的蛮横无理与别有用心。     

对钓鱼岛主权“搁置争议”的国际法评述

中日邦交开始,中日两国领导人就钓鱼岛争端达成“搁置争议”的口头约定,对此事实和效力日本政府始终故意模糊处理.论证“搁置争议”的客观存在才是对日本政府主张的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争议之谎言的有力回击,也是揭示日本非法命名钓鱼岛附属岛屿的重要的法律依据.中日邦交以来日本始终拒绝“共同开发”模式来化解钓鱼岛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加紧实施独占钓鱼岛的步骤,借亚太紧张局势,大有加剧背离“搁置争议”框架的动向.如何判定“搁置争议”的效力,以国际法为视角,正确把握“搁置争议”与“共同开发”的辩证关系至关重要.     

网络与真理意识

本文认为 ,真理意识是人们对于真理的态度、观念、信念等等心理品质的集合 ,是人们对于真理的自觉。在网络时代 ,一方面真理意识出现了分裂 ,表现为真理虚拟化、瞬间化、点击化、程序化、克隆化、片段化和多元化的特征 ;同时 ,真理意识也出现了整合 ,表现为真理无界化、契约化、群体化、管理化、实践化、社会化和整体化的特征。这种真理意识的分裂和整合实际上是同一个真理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 ,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正视这个过程 ,对于我们理解网络时代真理生成、存续、运演、发展和拓展的轨迹 ,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真理的意义与价值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日伪时期的南京帮会教门及其活动

日本侵占与统治南京的近8年期间,是南京帮会、教门活动的一个高峰,也是其作恶最多的一个时期.本文以首次披露与利用多种档案文件与其他史料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日伪时期南京各帮会、教门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分析了日伪当局利用青、红帮的差别与矛盾,分别驾驭与利用,为其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险恶用心;而抗日地下组织派遣人员对各帮会教门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则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抗战时期,南京地区的帮会、教门组织及其活动出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深化船山研究,开拓船山学的新生面--纪念《船山学刊》创刊90周年

自从船山学形成以来,船山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自196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王船山学术研讨会以来,船山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中的"显学"之一(对此,笔者在<船山学刊>2002年第4期发表的<船山研究四十年之回顾>一文,已对1962年以来的研究情况作了简要的分析).船山思想是一个巨大的体系,船山著作是一个蕴含丰富的宝藏,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船山研究进一步深化,开拓船山学的新生面,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是<船山学刊>创刊90周年,笔者想利用这一机会,综合国内学者的意见,结合谈一些个人的极为粗浅的看法,供学术界同仁参考.为了论述的方便,拟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