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一为儒家,一为法家,两者结合,以阴法阳儒的形式体现出来,维系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人性作为儒法思想的基本问题,决定了专制思想脉胳,从人性入手,可以剖析思想核心,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儒:儒家学说弥散着一股泛爱情调,它尽可能地在人们之间建立亲情联系,使人们从感情上需要他人,或感到有义务帮助他人,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亲宗风气,即以宗为核心,向四周扩散,最终使整个社会成为以感情为纽带的一大“宗”。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充溢着亲亲情感的思想,维系着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这一矛盾能够在儒家思想所倡“人性善”中找到解释。总体上讲,儒家相信人性为善,更准确地讲是认为人性有趋善的倾向。孔子并未对人性作清楚的阐述,但他自信教育可以使人为善向上,摆脱各种致恶因素的诱惑,向“仁人”     

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李觏文化观的平民情绪

在中国文化史上，李觏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指称“文化”的思想家。他的文化观是以礼论为核心，以平民价值为取向，以康国济民为目的的儒家淑世主义文化观。李觏以其对礼文化的系统建构和平民关切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留下独特的思想轨迹，是两宋文化哲学开山大师之一。     

儒家之人本教育思想

儒家思想强调:以人为本位之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思想,注重人性,崇尚理性,坚持仁义良知之说,引天理人性,推及“亲亲尊尊”、“仁民爱物”之义,确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影响后世至为深远。孔子立教,形上思想以“天”之观念为中心,由之推衍发挥,成为性命、行为之基础。孟子视天地之道,为上天大德大能的表现,或天德的具体象征。人的心性与官能,皆源自于天,为天的赐予和命谕。人性既源自天,为天命之表现。天为至善,故孟子认为:人性善。对《诗经》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性善观点,作了诠释。征诸儒家思想,自哲学理论而教育实施,强调人性,人本主义之教育观点,立论明确、体系完整,兹就教育之目的,教育之任务,教育之功能、教育之效用、教材之选择、教育之方法等各方面,分别肤陈于次。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新论——兼比较李清照的身世与创作

查阅历史文献,可以看到诸种类似这样的记载——“女子诵书属文者,史称东汉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古妇人之能辞章者,如李易安、孙夫人辈,皆有集行世。淑真继其后,所谓代不乏贤。”     

从《周易》人生论看其对教育作用的认识

《周易》哲学的中心论是人生论。在探讨人生问题时,它就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也作出了回答君子是现实中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理想人格,具备“元、亨、利、贞”四德;人性源自天道、本质为善,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此每个人都有成为君子的可能;教育的作用在于“蒙以养正”,即顺乎自然本质之道赋予之善,依循并长养扩充之,以成就君子之道。     

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王充天体论、人性论和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

王充的伦理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标准。王充伦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虚妄”,即对一切不符合其“命”论思想标准的天人感应论、随命论等虚妄现象进行声讨和批判。王充通过对天体、天道与天地论的批判,对道德神化进行了否定,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提出了禀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通过对“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禀所得的命,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     

论牟宗三性善论研究

人们普遍承认,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据有重要的位置。他独辟蹊径,以心性之学研究儒家思想,得出了非常独特的结论,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有人预言,今后几十年将是吸收消化牟宗三的时代。但如同一切哲学家一样,牟宗三也毫无例外地有其遗阙。本文仅对牟宗三性善论研究(主要是孟子,兼及宋明儒)作一些评介与分析。     

端淑卿的两首词

<正> 端淑卿,明代女词人.关于她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端淑卿,(安徽)当涂人,教谕廷弼之女.适丹湖儒官丙儒.幼时日读毛诗烈女传诸篇.笄总后,博通群书.备有仪法.与其夫自首相庄.里党重之.工诗,有《绿窗诗稿》.”这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子,后来嫁的丈夫也是儒官.她很有修养,夫妻关系融洽,受到人们的尊敬.由于少年时代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学问进步很快,并著有诗集行世.她被称为“明媛”,即有明一代仪范典雅的女子,如《诗经·君子偕老》所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取舍标准,当然侧重内在美,道德风范之美.     

波德莱尔“应和”思想探源

启蒙时代理性的非理性发展导致“存在的巨链”的断裂,波德莱尔揭橥作为现代性思想结晶的“应和论”以期恢复人与世界的完整性。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作为熔铸综合的理论产物,不仅借鉴傅立叶的轻浮情欲、组合情欲等过渡情欲理论,斯威登堡的“对应说”、属灵的语言观、通灵术等神秘主义思想,以及德国浪漫主义的想象理论,而且具有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气质,表现了其审美救赎的淑世精神。但是波德莱尔的此种独立于真、善等元价值的审美必然耗尽美的根基而走向虚无主义,造成唯美主义者普遍的悲剧命运。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探源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应和”论的思想内涵,进而反思现代性基源问题以及汉语学界关于“应和”论的引介均具有重要意义。     

陈大齐学术贡献三端

作为与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同时期的学者,陈大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表现在：第一,他认为孟子与荀子对人性的定义是“名同而义异”的,然就善与恶的论说,二儒的观点一致、相互符顺;第二,他建立了一套以“人生的安宁”作为践行美德之目的,以满足切己的、可实现的、普遍的与究竟的要求作为美德具体要求的儒家现代美德伦理学;第三,他对中外逻辑学的分析梳理,尤其是对荀予名学中概念的厘定及其作用的剖析贡献甚大。陈大齐的学术贡献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整理和发掘。     

再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柳宗元对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张“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发扬由我而得圣人之道的义理学;另外,在柳宗元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主张以宽广的胸怀凝聚诸子学派之精华。同时,他在气化本体论、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对两汉以来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元气自动说和“天人不相预”,主张人性“自然”论,倡导理智和意志相结合的理想人格论,积极应对佛教的挑战,对理学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起了链接作用。     

董仲舒人性论辨析

汉代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对先秦孔子、孟子等人的人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对人性的界定是"质朴之谓性",指人的天生资质.结合其天人感应哲学思想便会发现董子人性的天生资质中既包含了自然本性的内容,也包含了社会本性的因素.董子主张性有善有恶论,其内涵是性有善质,亦有恶质,这正好是董子"中民之性"内涵所在,而"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不在其界定的人性范畴之内,故董子云"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可见,董子并未提出性三品说,最多是略具雏形而已.     

孔子思想是春秋时期自由民思想的卓越代表

先要说明一点:本文是谈孔子思想,并不是谈儒家思想。孔子思想与后世所谓“儒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必须分清。 儒家思想(或曰儒学)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孔子时代已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到了后世,历代有些优秀的思想家弘扬了孔子思想的积极方面,构成了儒学的精华,在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     

由儒家“人性善”导向的人治下的法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