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权力制约与民主政治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 ,对权力加以制约 ,达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是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近些年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具体权力的运作过程需要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制约 ,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实践也证明是十分必要的。但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手段和途径对权力进行制约 ,以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权力制约机制 ,观点不尽一致。本文从对民主政治的理解 ,认为我国在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下 ,要达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必须大力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哈贝马斯视域下的“交往权力”法律观

在前法治国里，法律虽一直存在，却只是充当政治权力的工具手段而没有体现自身的价值目的，法律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哈贝马斯将哲学社会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引入法学研究，提出交往权力的概念，认为正是交往权力产生了合法之法。交往权力是民主和法治紧张关系的缓冲器，交往权力通过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制约来保护公民的权利。法律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遏制了行政权力的自我繁殖，并因此发挥了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价值目的功能，从而获得合法性。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是在公民社会的逻辑起点上,通过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批判与发展提出的.它通过强调民主的核心是交往的制度化和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指出民主的形成过程是商议和交往,是非纯粹的程序民主.通过对该理论在我国运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对比分析,该理论对我国的民主环境、制度建设、公民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实现等方面有重要启迪意义.     

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

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和谐有序的矛盾运动,社会由差异、对立走向和谐、同一,并处于动态和谐发展之中。所以当前我国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民主政治对于社会的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民主政治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基本秩序,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可以规范体制,医治腐败;可以巩固主导意识形态,增强凝聚力。     

党内民主与民主政治发展——关于政治发展动力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党内民主是共产党党内活动的基本原则。利用党内民主推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贯方针。新时期推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要深刻认识党内民主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示范效应、制度保障作用以及合法性汲取作用。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的理论,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结合起来,力图克服自由与民主的冲突.在他看来,体现民主本义的人民主权,就存在于交往活动中,是人们在符合交往理性的、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中,达到话语共识而形成的.这种存在于自由地批判性讨论的公共领域的话语民主,为制度化的代议制民主提供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为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提供了理想的方案,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国家审计的定位与中国政治民主建设--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谈起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历来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包括审计制度建设中颇受关注的问题,其中"如何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关键所在.文章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与政治民主的内在关系,强调了国家审计对推动政治民主的积极作用;同时,结合发达国家国家审计的发展经验,提出强化我国国家审计机关的制约能力应着眼于法律赋予权力的细化及其随环境变化的不断完善,审计涉及国家和大众利益程度的深化、透明度的改善,以及制约与合作的有机结合.     

论典籍注释的传意性

典籍注释是注者运用书面语进行的单向性一度转换传意或二度转换传意的行为。此行为包括作者、注释者、注本读者三个基本构成单位,由典籍作者、典籍文本、注者、注释文本、注本读者、语言文字、传意的环境七个要素构成。典籍注释具有传意的异时性、沟通性、复杂性、传意转换性、所传信息多样性、语种单一性、行为主动性等特点。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强化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权威的价值判断,也是政党权威确立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政党现代化和政党权威转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多重挑战的同时必须要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重建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     

农村权威:政治与行政关系视角的讨论——以X村为例

借助对陕西省汉中市一个乡村治理形态的个案研究,可以揭示政治与行政不分的农村权威的具体形态。农村权威在基层治理中既承担着自上而下的指令执行的行政性角色,又承担着自下而上的利益关联的政治性角色。一方面,农村权威是各种"项目制"指令的末端实施者;另一方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农村权威是集中体现了某种利益关联性,它是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诱导与自下而上的要求和参与的交互作用的媒介和渠道。农村权威的行政性角色和政治性角色之间虽然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两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突显。     

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

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是社会权威关系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权威力量,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同时,制度权威和个人权威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制度权威和社会权威对立统一的基础在于现实社会的物质关系。社会权威关系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制度权威日益成为社会权威主导形式的历史趋势。     

行政权不得推定与行政权法定的实现

行政权推定行使,已成为行政权越权、滥用的基本口实。本文从权力不得推定出发,阐明了行政权不得推定的理由依据,指出其现象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权法定,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了基本界域。     

科学传播与边界设置：基于科学家话语特征及权威建构的研究

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群体与公众之间的边界设置与科学权威关系自20世纪末便成为科学社会学中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选取知乎为研究田野,对知乎平台上的转基因话题的科学传播现象进行了基于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以关注在新媒体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家群体作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的意识形态以及其边界设置行为的具体情况。研究发现,科学家群体在有关于转基因的线上科学传播过程中通过采用一系列的话语边界设置手段,区隔了自身与公众之间的身份边界,并借此进一步维护了自身在转基因科学传播与科学讨论过程中的话语权威。     

正确处理大学管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大学内部的权力主要由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构成。我国大学权力构成属于行政权力主导型。这种大学管理体制强调行政权力的作用,普遍存在着忽视学术权力的现象,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认为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涵,实行学术民主管理,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协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明确大学管理中的责权,提高大学管理水平。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情呼唤--论周梅森《绝对权力》的现实意义

《绝对权力》揭示了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的道理 ,并进而揭示形成绝对权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上的弊端。作者在深情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 ,寄希望于官员素质的提高 ,从而抑制绝对权力的产生。     

制度与制度权威

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行为规范,它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某种秩序的要求。制度权威的本质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和社会交往过程内在秩序性要求的服从。制度和制度权威建设,必须使制度符合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社会关系和人的状况。     

论监护与亲权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并未把亲权人和监护人分开。亲权的行使以亲子关系为基础,但关于监护权的归属并不当然地授予亲权者,即父母。由此可见,从法律制度上把亲权和监护加以区分,把亲权人和监护人区别开来,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