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历史叙事:从史传精神到虚构游戏

对于一个曾经创造过《左传》、《史记》这样卓越历史文本的国度，深厚的编史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文明，无疑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加关注历史本身。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魏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整套记述历史的基本框架与编纂方法，从而体现出独特的史学态度与叙事原则。当然，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无论是记录史实还是讲说演义，主要不是以英雄传奇的叙述方式，而是以道德褒贬的叙述原则构成。在伦理评判的前提下，历史不再是单纯的“事实”或“根据”的信史，而是或多或少。…     

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准宗教性情操

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准宗教性情操吴九成，周明华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长期熏陶和哺育，中国知识分子逐步形成了许多相对稳定的思想传统和作风，值得研究与探讨。他们的准宗教性情操，便是其中之一。那么，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准宗教性情操呢？在...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大树飘零，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在经历了２０世纪的漫长消磨之后，恐怕也很难再有谁会做“扶大厦于将倾”的英雄计。但在“树倒猢狲散”的历史境遇中，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只剩下了“墙倒众人推”这惟一的“进步”选择，这个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追求这种“现代性”，那么，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是不是还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哪怕相对狭小的空间，让他们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和语言，并通过他们不同于主流世界的书写和呼吸，使那些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辉煌传统得以在灯…     

秦汉历史变迁中的知识分子及其作用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名词为“士”,其实质含义为服务并从属于特定社会统治阶层、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读书人。他们本身也因此形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具有某种特征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以来,就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运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发挥他们知识的潜能与动能的社会功能。在社会历史的转折时期,这种功能与作用的表现尤为明显。本文拟通过秦汉之际的历史变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作用和影响,并求教于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师友们.     

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文学立场——鲁迅、张承志现代性文化心理阐释

现代性在历史转折期发生,鲁迅、张承志以知识分子个体性的生命感受来面对中国文化建构中的新问题,其民间文学立场反映了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文化冲突、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能动和反思性的参与意识。     

后现代与知识分子

本文通过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考察,分析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深刻转变,即从担当社会道德良心的普遍知识分子和启蒙英雄,转向了特定领域里的专业人士,特别考察了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两种突出的知识分子角色——专业型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中间人.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知识分子政治文化初探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知识分子政治文化初探罗嗣炬，王鹏中国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和文化处于急剧变革时期，政治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各种社会力量，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中均不能独居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新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自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成为推动历史向...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如同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一样,长期被人冷眼相视.历史学者们对近世百年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的各个阶级、阶层,从处在“先进地位”的无产阶级,到担当革命主力的农民大众,从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到双重人格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历史地位及社会作用,都有了系统的政治说明和历史诠释.唯独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曾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放射过巨大思想光辉,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并奋勇倡导的新兴社会群体,人们却很少从学理的角度,对它进行严肃的历史探讨.八十年代初,配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作了许多呼吁性的说明,但它毕竟富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历史得失,基本上没有给予深入的透视.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爱国斗争的回顾与思考——兼论近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我国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荫发,经过洋务运动的催生,在甲午战争前后出现雏形,20世纪初形成独立的群体,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品格.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近代知识分子赋予爱国主义以崭新的内容和特点,推动爱国主义斗争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他们本身也在爱国主义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认真回顾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斗争,探求其成长的曲折、亢奋的道路,无疑会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     

营造和谐与理想的精神家园——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研究

一、中国高校校园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已有百年历史,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近代中国经历了漫漫长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探寻,由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他们在严酷的现实和痛苦的思索中觉悟到,中国的变革不仅是在生产力和政治制度方面,更应该注意到其背后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在伟大的五四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不再是文弱书生,他们成为引领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领军人物。数点五四精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生活战斗在校园里,从鲁迅的“呐喊”,到李大钊的“铁肩…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之失败探源

从古代到近代,士大夫都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心,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士大夫文化已基本消失,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在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他们不断通过政治、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来重构社会重心,但最终失败。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废除所导致的知识人与中央权力、地方社会的制度性联系的断裂、知识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两个维度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失败的原因。     

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     

《儒生与国运》:一部为知识分子寻根的力作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人包含着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根’的意义”——此为刘修明先生对其新著（儒生与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之题旨的概括。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漫长坎坷，及其坚毅力行的“入世”品性，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特殊范型意义。本书由此着眼，并且准确地把儒生定位为这一特殊社会群类的主体加以研究，以“儒生与国运”的命题展衍开来。．以儒生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类，形成于中国文明社会史第一次发生大变动的时代，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剧变的投影焦点，集中在这个既是旧时代的弃儿、又是…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一批特殊的群体,在东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所特有的批判精神更是让其成了时代的洞察者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者。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及其批判精神表现的尤为突出典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知识分子本质特征,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决定的。     

试析儒家"道统"的文化论证功能

“道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描述儒家思想的传承历史而人为构拟的历时性谱系。其表现形式是:按不太严密的历史顺序排列的一组被奉为“文化英雄”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功能有二:一是论证儒学或儒学中某支派学说的合理性,这是“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二是当这种学术谱系的论证功能被王权所利用时,“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就转变为王权合法性的政治论证功能。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历史的巧合与误读——“解构文论”在当代中国

８０年代后期以至９０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启动，社会的商品法则和物质欲求以其迅急之势拆解着新时期之初那个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新启蒙知识分子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信念，遭到了物质主义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日趋边缘化的生存事实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情绪泛起，他们在西方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理论中找到了与自己生存境遇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生成于本世纪中叶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文论，便在８０—９０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