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财经措施与工商业的发展

对汉武帝时期财经措施的看法,历来观点不一,说法各异。近来有种意见认为汉武帝的财经措施“实际上则是在抑制商业和手工业,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究竟怎样评价汉武帝的财经措施与工商业的关系,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从西汉中期基本政治、经济情况出发,才能够对汉武帝财经措施作出较为正确的解释。本文试从其目的、措施及结果三个方面,说明汉武帝的财经政策是否抑制了商业和手工业,阻碍了工商业发展的问题。     

盐铁专卖与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

汉武帝时开始实行的盐铁专卖政策是西汉中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实行盐铁官营,堵塞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向私人工商业流通的渠道;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加速了农民破产并沦为流民和奴婢的过程.那种认为西汉前期私人工商业的存在与发展绝对有害于社会稳定并且全面肯定盐铁专卖政策的论点是片面的、错误的.     

关于西汉政府与匈奴和亲的若干问题

对西汉政府与匈奴之间所建立的和亲关系,史学界已作了颇多的研究,然而,莫衷一是。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和亲的若干问题略作探讨,并与某些观点商榷。一、西汉前期和亲的原因与得失从高祖提出和亲政策至武帝拉开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时(公元前133年)止,是西汉政府与匈奴和亲的前期。在这一时期,西汉政府首倡和亲,匈奴单于接受和亲。现     

黄老治国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黄老治国思想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论中的宝贵财富。其清静无为、以法而治、文武并行思想对西汉前期的统治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当代公共管理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晁错的重农思想——读《论贵粟疏》

晁错(前200—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是西汉前期著名的法家政治家,少时跟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继承了先秦法家商鞅等的思想。汉文帝时为太常掌故,后为太子舍人,又任为博士,拜太子家令。以后景帝即位,以为内史,后迁为御史大夫等官。晁错所处的时代,是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基础上,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政权     

论晁错《论贵粟疏》的重农惠商性质

西汉封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繁荣，与西汉前期各种治国思想及其政策密切相关。文景时期政论家晁错的《论资粟疏》，在其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就晁错登上政治舞台及《论贵粟疏》产生的背景和《论贵粟疏》的重农惠商性质，作一简要论述，以此阐明“重在惠商”是封建社会发展和繁荣不可逾越的思想。     

评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

“和亲”,这是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在这一政策之下,先后在西汉、唐朝之时产生了深受古今史家所称颂的,象征着民族友好团结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重大历史事件。以此而论,“和亲”政策理应充分肯定,然而史学界至今且众说纷纭,尤其对首创并实施这一政策的汉高祖刘邦及其后继者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之时的“和亲”政策(即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且多持否定态度。有的斥责这是“妥协”的政策,“屈辱性”的政策;更有的斥之为是“投降”“卖     

两汉"禁民二业"政策的历史考察

“禁民二业”思想是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四民分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后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中一项重要的统治政策。两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与重农、抑商和抑兼并问题密切相关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而言 ,西汉前期“禁民二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重农和抑商 ,西汉中期以后则以抑兼并为主要目的 ,东汉时期“禁民二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及其政策目的之差异 ,这一政策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也因时而异。     

西汉中前期学术走向与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兼论帝王政治与士人学术诉求间的矛盾分歧

西汉中前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学术发展演化对朝廷用人政策带来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帝王政治与文人士大夫学术诉求之间的矛盾及分歧;士人阶层政治分歧所带来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随朝廷政治的推进实施表现的愈加明显。刘邦建汉至汉武帝当政的百余年间,“黄老之学”成为左右朝廷政治走向和文人士大夫政治选择的重要筹码。汉武帝执政后,并没有将儒学推向真正至尊的地位,我们发现像董仲舒这样一些推行儒学思想的人,在朝廷政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故透过董仲舒的政治命运及汉武帝的用人,不能不使我们对西汉中前期的这段学术政治历史重新进行思考。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财经政策——读《盐铁论》的一些体会

《盐铁论》是西汉宣帝时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行”、“增广”而写成,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本文试图对书中涉及的一些经济思想加以分析,弄清汉武帝时期的一些财经政策,阐明“本末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刘累、鲁山与刘姓的祖源

刘累是陶唐氏的后裔,在夏朝时给帝孔甲养龙,因一雌龙死,刘累惧罪而逃至鲁县(今河南鲁山县),并老死在鲁县。刘累的后人春秋时到晋国做官,封于范,称范氏。后范大夫士会因故奔秦,当晋国召士会返晋时,士会有一子留秦,因是刘累之后而姓刘,汉高祖刘邦是其后裔,这是祁姓之刘。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其后人亦姓刘,这是姬姓之刘。到汉代姬姓之刘与祁姓之刘混而为一,从此刘累就成为刘姓的共同祖先,鲁县就成为刘姓的祖居地。     

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观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晚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刘氏父子所集录的《别录》和《七略》论述古今学术的演变过程和变迁趋势,并且通过编辑目录的方式确立了《易》为六经之首,以《易》为其它五经之原。刘氏论《易》,以阴阳五行灾异为依托,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易》学观念的形成是受汉代重儒尊孔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和发达程度。     

晋末刘裕与刘毅之争述论

刘裕举兵反桓玄取得初步胜利后 ,即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文武亲信 ,渐渐与刘毅等人产生了矛盾。通过平广固灭卢循 ,刘裕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他以武功威服了士族 ,取得了他们较为广泛的支持 ,在这方面远较刘毅成功。     

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用避讳法来否定<刘子>为刘勰所著,坚持刘昼说,反而更否定了刘昼说.认为<刘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龙>是尊儒反法,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文心雕龙>对法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子>的语言特色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以此为据肯定<刘子>作者是刘昼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从<刘子·贵农>篇反映的时代特征看,与梁代社会现实相符,也与刘勰"利民"之志相合.<刘子>讲"托附"、论"因显"、说"韬光",这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思想品行和性格特点.因而两<唐志>和郑樵<通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是不易撼动的.     

刘禹锡、柳宗元诗歌贬谪情感艺术范式刍议

刘禹锡和柳宗元共同的贬谪命运遭遇和对贬谪情感的相似体验,使两人在贬谪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通过对屈原的认同表达被压制与被放逐的委曲愤怨;借对时空数量词的执著关注和反复运用来传达深痛的生命挫伤;对羁禽囚鸟意象的刻意描绘表现内心的幽寂拘囚之感;用频繁的登高望远来寄托强烈的飘泊之苦和难忍的故土之思,这为唐代诗人贬谪情感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艺术范式。     

刘勰与晋陵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籍地一直是众说纷纭。其中通俗的说法,认为刘勰的籍地是莒县(今山东日照市)或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文章旨在探究刘勰的籍地,及与籍地相关的问题。认为刘勰的籍地"东莞莒"是南东莞莒县。在刘勰生活的年代,"东莞莒县"是侨郡的名称,当时此郡属南徐州管辖,"侨"在晋陵境内。现此地在江苏常州武进区境内。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