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历史叙事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中的历史叙事,主要集中在与村庄变迁、家族盛衰以及与民族兴亡有关的"革命历史"、"抗战历史"、"当代历史"、"民国历史"等题材领域。过去没有得到表现的乡村历史,特别是那些对中国乡村历史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都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呈现在荧屏上。在历史叙事方法上,为了适应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需要,新世纪乡土历史剧在承续传统的"权威历史叙述"的同时,不断引入新的艺术元素,从而有了一些更具时代特点的新变化。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不仅参与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个发生、发展的建设过程,而且以其独特的乡土想象、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和言说方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质,提供了拓展乡土文学创作空间和叙事空间的新的可能性,显示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     

从乡村到城市的迷惘——论新世纪两种乡土书写意识的矛盾

乡土小说创作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构成和底层叙事的标志。面向乡村与面对城市的两种乡土书写都表现了醒目的批判性:前者对乡土社会封建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揭示显示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后者则对城市表现了集体性反感,其批判主要指向城市道德。综合审视就会发现其间有个矛盾:面向乡村时能显示现代批判,面对城市时却表现了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意识。对象转换后出现的这种思想矛盾,蕴涵着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     

食物神圣化与莫言创作的乡土崇拜意识

莫言的创作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寓言。莫言所描述的是一个充满饥饿、疾苦而又无助的"农民世界",这个"农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缩影。莫言研究应该回到莫言那里去,回到莫言创作的乡土性和农民性,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莫言的乡土化、中国化的研究思路。莫言研究的乡土化、中国化必须立足于20世纪中国"农民世界",切实关注农民的饥饿与疾苦,切实关注农民的无助与挣扎。莫言的创作是围绕着食物与土地的循环展开的,食物神圣化与乡土崇拜意识构成了莫言创作的生命基调。"红高粱"由食物圣化向植物图腾的转换,标志着莫言走出了自己童年时期的饥饿记忆,由现实的食物神圣走向精神的乡土崇拜。面对土地流失、食物异化和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莫言的创作揭示了乡土意识的危机与困境。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村庄形象”初论

新世纪乡土小说基于"转型话语"所描绘的"村庄形象",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消失"与文化意义上的"终结",二是村庄发展的不平衡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有违公平正义的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三是村庄文化上的新旧杂糅,这是中国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表征,也是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村庄从外在的地理人文景观到内在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急遽变化还在进行之中,乡村变革的历史及其叙事远没有所谓的"终结"。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的城乡困境书写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动,对进入城市的"异乡人""边际人"的生命处境和身份建构表达充分关怀,同时也对现代化浪潮中乡村的命运予以深切关注。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聚焦于"进城"的前因后果,着重围绕城市文明的弊端及乡土文明的现代转型展开叙事,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传达了作家的现实关注及人文关怀,但同时也存在叙事伦理偏执、创新缺失、类型化、符号化等局限。     

在"现实"与"观念"之间——论1990年代的乡村小说叙事格局

基于时代变化,1990年代乡村小说叙事呈现出现实凸显、观念尚存的形态。以关注现实和偏离现实为标志,具体分析现实主义冲击波和以陈忠实、莫言等作品为代表的乡村题材小说创作,试图从宏观上对1990年代的乡村小说叙事作整体的归纳、概括,并进一步对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之流变及其特征作出解释。     

当代农村爱情剧的症结与出路——以《乡村爱情》为例

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乡土爱情剧,《乡村爱情》自推出以来,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十年弹指一挥间,《乡村爱情》已在一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社会大众对《乡村爱情》的评判却是"冰火两重天"。爱之者认为,该剧是一部遵循农民路线,讲述乡土情感故事的轻喜剧,责之者认为,《乡村爱情》是一部有意回避乡村现实难题,贪图制造奇幻爱情图景的"伪现实主义"之作。社会各界围绕《乡村爱情》的纷纷扰扰,已超出了一部普通电视剧的理论范围,孰是孰非、孰美孰丑俨然成为一时无法评判的"烫手山芋"。本文试图从《乡村爱情》电视剧的原初人物形象和内在叙事机理入手,通过推究《乡村爱情》的剧情发展脉络和深层次矛盾症结,渐次破解当代乡村爱情剧的症结与困境。     

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当成研究基点.在经验层面,"乡土中国"变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在此意义上,"乡土中国"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他者",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只有突破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的限制,在正确地对待费孝通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吸收和批判既有的学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论新世纪乡村小说中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

新世纪的乡村小说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城乡文化的冲突.贾平凹、陈应松和孙惠芬等作家的乡村小说展示了乡村家园在城市挤压下的艰难现实,突出了"地域故土"的失落,彰显出城乡交融中的较量与冲突,追寻着失落的精神家园,悼挽着乡村文明的衰落,思考着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等重大生存问题,揭示了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精神痛苦与内心困惑.当然,这种城乡冲突叙事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新世纪乡村小说中城乡对峙的文学表达

在继承新时期乡村叙事的基础上,新世纪乡村小说聚焦城乡冲突,叙写城乡贫富差距、身份地位的悬殊与城乡空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揭示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的坍塌,反思着城市现代性的弊端,具有观照历史、批判现实的价值。     

“新乡贤”的生成、困境与蜕变的可能——论二十年来“新乡贤”小说叙事的一种路向

“新乡贤”是指当代乡村社会中有德行、有才能、有威望,热爱乡村并且奉献乡村的贤达人士.在二十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的乡土小说中,就涌现出了许多书写“新乡贤”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新乡贤”的生成路径、现实困境以及蜕变的可能与轨迹都做了细致的揭示,既有理想的建构、理性的审视,又有冷峻的批判,表现出多元化的创作立场与丰富的叙事面貌.“新乡贤”叙事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新的农民形象,而且对于当下乡村发展与文化建设而言,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现实题材儿童电影文化透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儿童电影创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现实题材电影文本,但目前海峡两岸学界对此并未做系统的梳理。通过从电影发展史视角对这一时期的现实题材儿童电影进行界定与梳理可知：乡土与都市成为了叙事的核心意向,呈现出乡村书写、都市书写以及乡土与都市书写相融合的三种形态。从社会文化视野透视,这种儿童叙事表达与台湾地区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紧密相关;同时,其艺术创作又有着显见的成人省思特质,传达着创作者浓郁的人文关怀。从审美文化视野透视,这与台湾地区新电影以来的艺术审美风格紧密相关,是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继承与延续。     

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宗教缺席现象

乡村宗教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对之却只有简单的负面描写,可以说基本上处于"缺席"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是现实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压制,二是知识分子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异。乡村宗教叙述的缺席,极大地影响了乡土小说对乡村表现的真实、深刻和全面,也出现了以其他文化代替乡村宗教的"亚宗教现象"。     

新世纪长篇小说“乡绅”书写的文化征候

"乡绅"阶层作为乡土中国独特而复杂的存在,由于书写的视域与文化语境的差异,文学中的"乡绅"呈现多元的样态。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乡绅"的书写,虽然有道德圣者、民族大义的殉道者、乡村重建的"卡里斯玛"、启蒙失效的"乡村他者"等多种类型,但全然为正面形象。这体现了作家为破解新世纪中国乡村困境,而向传统探掘资源与途径的思考;也通过这些正面"乡绅"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丰富而复杂的乡村生态。正因如此,"乡绅"书写呈现极度理想化与神圣化的倾向。同时一味呼唤前现代社会"乡绅"文化的回归,在价值取向上,有现代性缺失之憾。     

“乡土”叙事:京派文学母语写作的典型症候

在文学中国,"乡土"是文学叙事的永恒话题,与其时主流文学的"乡土"叙事意在拆解和批判不同,京派作家则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行为中重构"乡土"叙事的逻辑,"乡土"这一审美时空、人文环境在京派文学中被开发并拓展,有关"乡土"的叙事行为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作家们借此从容地传递着母语文学的血脉,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