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为何疑难?——疑难案件的成因再探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困扰中国法官的一个重大难题,而我国学界对关涉疑难案件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理论没有及时地回应现实司法实践。文章将正本清源,着力解决疑难案件的成因问题,具体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论证:首先,分析疑难案件的法律成因,这也是疑难案件的内在成因,指出语言之不确定性、法律方法之有限性以及法律之开放性共同催发了疑难案件的产生;其次,社会转型和社会生活事实的纷繁复杂构成了疑难案件的社会成因;最后,从历史性的维度切入,结合英美侵权法、美国宪法案件以及普通法的运作机制探究疑难案件的历史成因。     

法律漏洞填补的司法进路

为解决个案裁判的无序,走出司法能动性与法律安定性的二难困境,我国法律漏洞的填补需要探究统一的司法进路.在学理上,当前法律漏洞填补主要存在四种司法进路:原则解释的进路;法学方法论的进路;法官续造的进路与程序主义的进路.我国日渐盛行的是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进路,这种进路有其自身的局限.超越法学方法论的进路局限,我国法律漏洞填补应然重构一种“能动平衡”的司法进路.这种司法进路应具有司法哲学的统一信奉;温和、审慎的理性裁量;动态开放的方法适用;社会后果的适度前瞻等基本品格.     

疑难案件的道德解读

疑难案件是指不能被法律规则有效规范的案件.疑难案件的存在表明法律规则和法律生活之间存在缝隙,法律规则在疑难案件中对道德作出了错误的回应.疑难案件展现了"法律是什么"而非"是否有这样的法律"的"理论性争论",法律是由规则和原则组成的,原则保证了法律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正确性,提供了法官依法判决的依据,阻止了自由裁量权对法治的破坏.法律原则的背后是道德,疑难案件表明在法律形式化的今天,法律和道德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衍生与发展:"辩诉协商" 在德国——一种"演进式"制度进路

作为一种简易化程序,辩诉协商源自于美国,但在德国却有其自有的衍生理路。面对案件负担与司法讼累,德国刑事程序并未直接移植辩诉协商制度,而是先行构建出与职权主义诉讼传统相契合的简易审判、刑事处罚令以及暂缓起诉等简易化程序,遵循一种"演进式"的制度进路,在固有的制度框架中通过强调内在资源的能动作用而衍生出辩诉协商制度。"演进式"制度进路注重制度语境和制度传统,主张程序改良的策略,是一种实践理性,强调社会和制度需求,在制度转型的结果上强调本国特色。在我国当前司法制度改革中移植话语较为盛行的情况下,"演进式"制度进路的功效具有补充和启发意义。     

公民权利演进的第三条道路——个案模式理论的初步思考

国家和社会是推动公民权利演进的两条主要进路,但是,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而以司法案件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热点事件提供了有效的沟通契机。这种个案模式可以获得多赢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民权发展的历史来看,美国宪政的相关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借鉴。当然,个案模式也存在着某些缺陷,例如随机性等。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个案中蕴含的公民权利发展动向,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国公民权利的演进。     

现象学、法律与政治——对第一人称研究、规范秩序与行动的方法论反思

本文研究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第一人称研究的现象学能或者不能处理法律现象。由于法律传统上被定义为一个规范系统或一种规范秩序,目前还不大清楚对体验和某物之被给予性的第一人称进路应如何阐明关于法律现象的有效洞见。各种研究法律现象学的进路之间的差异部分地源于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在本文中,首先,我将呈现现象学如何能够与法律和一般法理论关联起来的五种不同进路;之后,我转向作为一种第一人称研究的现象学,并将这样一种研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即,尽管它处理主体间的和社会的现象,但它如何能或不能处理法律现象;最后,我提出将第一人称研究与政治的视角结合起来,作为研究法律现象学的进路之一。为此,我将考察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及其与法律关联的方式。我从一门行动现象学和多元性的视角澄清了法律如何显现出使行动僵化、从行动中产生并使行动得以可能的多重特征。针对法律现象如何能够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到处理的问题,我提出了一种经过方法论反思的进路。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方法论研究论析

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方法论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冯友兰先生通过对郭象玄学的研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进路,汤用彤先生通过对王弼玄学的研究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进路。从魏晋玄学的特质和两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分析,这两种方法论进路正好相互补充,构成魏晋玄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司法判决证立的理由

司法判决证立的积极理由是人们接受司法判决正当性的有效根据,其在简易案件和疑难案件裁判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司法判决证立的消极理由是导致法律论证本身和司法判决不具有正当性的论据,是法官应该避免适用的理由.消极理由有多种类型,批判性检验是其识别方法.应当建构全面的司法判决理由评判体系.     

论侵权理论中因果关系的新实践

侵权行为中因果关系理论是学界的热点问题 ,本文从分析新型损害赔偿案件的特点入手 ,运用和借鉴古今中外已有的侵权行为中因果关系的学说理论 ,结合实践中的疑难案件 ,以平行的视角 ,探析了当必要条件理论不能解决因果关系时 ,当直接结果理论不能解决因果关系时 ,当有介入因素存在于案件中时 ,当案件中的损害结果由多种原因引起时等疑难问题中 ,因果关系理论在实践中解决疑难案件的新发展和运用     

实践哲学的若干进路及其问题

实践问题是一个问题丛集。针对其中不同的问题 ,实践哲学形成了许多异质性的理论进路。本文系统清理了先前实践哲学的几条主要进路 ,即观念论进路、伦理学进路、本体化进路、生存论进路、后现代进路。这些进路各有所长 ,但也有共同的缺陷 :忽视了实践的根本特性———“做” ,遗漏了实践的最本己问题———“怎么”。在此意义上 ,它们均是“解释世界”的哲学 ,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本文进而提出 ,把“做”的问题、“怎么”的问题或“改变世界”的问题提升到形上层面加以研究 ,应是实践哲学的一条新进路。     

典型案件/非典型案件二分命题的崩塌

“非典型案件”、“典型案件”或“疑难案件”、“简单案件”的二分是当前司法决策过程以及司法决策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命题.然而,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逻辑却会发现,它们其实并不是一对截然二分的范畴.一个案件到底属于非典型案件还是典型案件,并没有逻辑上定于一尊的答案,而这其中关键要取决于经验中的各种偶然因素.这意味着那些建基于非典型案件与典型案件二分基础上的法学理论、尤其是那些仅仅面向典型案件的理论以及相应的法律实践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予以必要的反思、重构.     

弗雷格式思想与罗素式命题

本文从克里普克所攻击的所谓"弗雷格一罗素的描述主义传统"出发,比较了弗雷格和罗素在处理单词词项的语义值方面的分歧并检讨了背后的方法论进路的差异:时于弗雷格,其涵义指称区分的二层次意义理论的基础是以"求真"为核心的数学一逻辑哲学;对于罗素,以"亲知原则"为典型特征的认识论立场则是其指称理论的出发点.文章进一步比较了弗雷格式思想和罗素式命题的不同特征并讨论了它们对新指称理论的影响.     

事实探知模式的发展与证明标准的确定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在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探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各个社会在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时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判案标准。神灵裁判是古代社会人们在解决疑难案件时才采用的一种方法,并不占主流地位,占主流地位的判案方法则是探求案件事实真相,循实情而断案。在事实探知模式方面,人类经历了以直觉经验为主的模糊真实到以理性经验为主的形式真实,再到规则意识较强的法律真实的发展过程。我国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对疑难案件的处理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以延安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培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延安精神，它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前提，而且彰显着时代精神。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内在联系。用延安精神的价值意蕴、制度意蕴、方法论意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意义深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研究述评简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论是指导主体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和具体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理论创新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其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方法论的根本意义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突出问题而丰富自身理论体系,其根本价值取向始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足人们的理论需要和现实利益诉求。方法论科学性集中体现在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结合”前提下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整体性研究和创新方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文本文献研究而提炼的经典方法等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法的主体框架。党和学界,对理论创新方法论基本内涵、根本特征、实践意义、价值诉求、历史经验以及体系建构和经典理论家理论创新方法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当前,理论创新方法论建构仍然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的思维话语权威支持,其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一是方法论主体的层级界定和分类培养：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经典理论中的经典方法论学习和研究;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历史经验总结和当代方法论建构;四是理论创新主体的方法论自觉性和自信心培养和树立;五是方法论主体的责任意识养成;六是方法论知识构成和实践逻辑的大众化推进;最后是方法论体系建构以及推进方法论实际效果检验和自身体系拓展的基本范式。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意涵考察——观念本位、规范进路、政策话语和中国学派

主流建构主义以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作为核心文本。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具有特殊的理论和政策背景。就温和建构主义理论自身而言,它的观念本位使其有效挑战既有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它的规范方法是一种社会学进路,也是一种哲学底蕴,是其在方法论层度获得学理支承的基础;温和建构主义适应了政策话语的应用需求,为政策正当性提供了知识和话语支援,虽然可能非其本意。建构主义理论学术意涵与崛起路向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有多维度借鉴意义。     

论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

实践方法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方法论，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和规律，从实践理解、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从实践理解思维和存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对立统一的方法论；第二，它是从实践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对立统一的方法论。实践方法论从实践理解，肯定了人对自然改造、人对社会、自身改造的“有所作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实践方法论是从整体的实践理解，人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身，在改造自身中改造环境。对认识、把握和塑造实践方法论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增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     

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超越性逻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独到价值不仅在批判西方人与自然分裂的现代化中显现,还在与西方批判现代化的三大进路的比较中凸显出来。无论是回到前现代,还是进入后现代,抑或是走生态改良的三大人类文明进路,都未能从根本上化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矛盾。我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赓续负责的高度,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念,打破了人与自然“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性,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动力发展现代化,超越了对现代化的三大拷问,形成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区别于前现代的农业文明,也不是现代的工业文明,更不是“怎么都行”的后现代文明。其不仅对中国现代化具有指导意义,还为走出现代性人类文明困境提供了普遍性认知及实践对策,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重点审查认罪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