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历史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历史逻辑的结果。从中国社会发展逻辑来看,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一个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不同的新时代,我国发展的目标、方法和战略都需要进行深刻调整,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逻辑来看,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从低谷到复苏"的历史节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的又一次飞跃。三是从人类社会发展逻辑来看,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成功模式的总结,对人类社会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启示和贡献,也超越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重塑国家—建设国家—社会民主”:1898年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特征与方向

自1898年维新变法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经过了"重塑国家"、"建设国家"、"社会民主"三个发展阶段。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现代化逻辑。要认清这一独特逻辑,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     

论人的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与共生共在

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呈现为多种形态。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如果说人们对于选择进化方向具有能动性,或者说,我们如果能够在多种人际关系形态中做出选择的话,也就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回顾历史、认识现实中把握未来的社会发展走向。在20世纪后期,关于人的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主张显性化为一种社会追求和理论思潮,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则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理念。如果对"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和"共生共在"三个概念进行历史性定位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建构逻辑。人的互惠互利和相互依存反映了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建构逻辑,都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而提出的主张。人的共生共在代表的则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客观形态,意味着人们之间相互包容和相互承认的社会建构逻辑。这正是人的"共生共在"的概念不同于"互惠互利"和"相互依存"这两个概念的地方。     

消费主义批判与消费伦理之建构

作为"消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的必然.消费主义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态势的同时,也使现代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等伦理困境,表征着消费主义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成为消费主义批判的逻辑前提.反思、消解、超越西方的消费主义,自觉地建构"合理的"消费伦理,有助于推进正处于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的当今中国社会"健全的"发展和新型的社会秩序的形成.     

社会现实、时代逻辑与深化改革

当代中国改革的兴起是社会现实内在的不合理性和合理性矛盾运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殊的"时代逻辑"是通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时代反思.今日中国,时代的逻辑主题未变,改革大业远未完成,思想解放任重道远,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自觉地遵循时代发展的客观逻辑,不断解放思想,继续深化改革,在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上谋求新的突破,这就是当代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必然逻辑.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三重逻辑及实现路径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一重要论断。社会活力的解放和增强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值得期待的解决路径。从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三重逻辑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入手,可以发现: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意味着社会逻辑的延展。三重逻辑运行的构成要件是:问题、组织、规则、行动、场域。基于社会逻辑自身属性的分析,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实现路径可以从目标定位、发展组织、放宽限制和善的行动四个方面做出解释。     

财富虚拟化的“资本动员”及其内在限度

"财富虚拟化"是"财富实体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是"资本逻辑""社会化""技术化""网络化"运行的必然产物。在客观形式上,"财富虚拟化"顺应了财富自由与效率、流动与便利、易操作和低费用的"文明化"需求,符合"资本时代"及历史运动发展的大势,业已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全球性的发展课题。同时,财富形态的"非实体化"、自成体系、自我运转,在逻辑和事实上也催化出一种"虚拟至上"文明观念和社会行为。这一现象与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虚拟化、社会运转的虚拟化具有内在的"共通性",同属于"虚拟文明"的逻辑范畴。这也决定了要返回"财富本身",必须深化"实体和虚拟"的辩证法认识,必须对"虚拟"优先性的逻辑和价值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自觉遵循客观规律的境界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和理论与实践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实践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是一个由"必然王国"发生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必然到自觉转化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制度选择的示范和提示,更是中国社会自觉接受客观规律并运用于改造社会的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哲学统一。     

再论马克思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视阈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兼与张凌云先生商榷

科学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确实应该依照马克思的"三大阶段"论,但"三大阶段"论不仅是依据生产力发展逻辑,更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逻辑。凭据这一理论,商品经济阶段是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则是并行共存于和主要推进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社会模式,但社会主义不仅初级、中级阶段从属于这一阶段,其高级阶段也隶属于这一阶段。这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处的外部境况。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既本质区别又内置密切联系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处的内部境况。准确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处的内外境况,有助于正确作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     

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

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这两条逻辑进路构成了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性进路,昭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在认肯此种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儒家"亲亲"思想加以更新与发展,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厘清当下的认识误区,促使现代慈善伦理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寻其合理性根基。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生成逻辑——基于异化批判视角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人的本质"理论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即从对宗教异化的批判转向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元对立基础上政治异化的批判,随后又走向对经济领域中劳动异化的批判,这三种异化批判为马克思科学揭示人的本质创造了逻辑前提。同时,这一逻辑路径的生成始终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发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的前提条件,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理论逻辑新探

"分工"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社会历史进程中人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切入点。通过对这一文本分工理论的系统性解读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分工问题的根本动因是为了夯实其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基础,他们对分工理论的阐发是沿着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的这条单一的内在逻辑线索展开的,从抽象的分工理论到具体的分工历史和所有制历史,与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线索是完全一致的。     

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困境及出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资本是现代社会产生的根源,资本逻辑构成现代社会的本质。资本逻辑是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而投入、获得、再投入、再获得的动态逻辑过程,在这一逻辑下,人被彻底异化和物化,沦为商品和资本的奴隶。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发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物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对资本的崇拜影响到国民经济、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因此我国在利用好资本的同时应该扬弃资本逻辑,走出资本逻辑带给人的生存与发展困境。马克思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本逻辑的揭示与批判对我们思考这一课题具有独到的启示作用。     

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看中国社会发展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政治判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通过三个"意味着"进行界定的,从而彰显了中国社会新时代发展的三重逻辑,即民族复兴的逻辑、社会主义逻辑和现代化逻辑。结合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在历史语境和世界视野中阐发这三重逻辑的丰富内涵,对于深刻领会和体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他联系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在新的历史逻辑起点上思考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重视"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成员",并积极探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与体制性供给路径

按照"社会结构-制度运行的组织化模式-集体行动一致性的共同效能"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探寻应急化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互动融合进程中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发现防护型集体行动中的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这一互构性是通过"社会结构、历史秩序和行为主体选择"三大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比较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组织中"边缘落后村"和"近郊卫星村"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秩序,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状态下,分别基于行为主体"结构-功能"的差异化选择,形成了"能人主导型"和"行政赋能型"两类集体行动的逻辑。前者体现为本土化的能人凭借个体化的社会资本与紧密型村落文化的结合,达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后者则是经由具备政治资源的"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制度化政策资源的输入与离散型村落文化的整合,达成集体行动的逻辑。二者关于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都是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存在为前提。构建应急化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互动融合进程中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需要扬弃"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治理语境,立足于"党-国家-社会"的治理范式。在现实性上,这体现为以政党整合为基础,补足"乡村社会团结再造"的体制性供给路径。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

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健康有序地培育社会组织,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对社会转型中不稳定因素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政府培育"社会复合组织"的探索,就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进行探讨,对培育和发展健康有效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些看法。     

马克思经济理论形成的逻辑及现代启示

马克思经济理论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最强大的理论武器,这一切都源于马克思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哲学观的改造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形成的逻辑前提,马克思首先确立了客观科学地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形态,而非终极形态,这为其分析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术语革命"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形成的逻辑核心,通过剩余价值概念,马克思揭示出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的逻辑,发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不仅会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并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而且还会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逻辑,为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现实,同时也需要努力实现一些"术语革命"。     

“熟人社会”变迁研究

正编者按熟人社会,是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描绘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结构特征。光阴荏苒,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熟人社会"这一概念还能否为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提供学术注解,继续闪耀其理论光芒,将是一个有待检证的理论命题和研究视域。本期刊发三篇有关熟人社会研究的笔谈文章,以期能重温这一经典概念的学术魅力并以中国农村社会的历时性发展检视、反思和重塑这一概念。陈柏峰从"熟悉"和"亲密"程度的降低、地方性共识的丧失、乡土逻辑的变异三个方面概     

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与马克思辩证法所开辟的批判道路

从古希腊哲学产生的作为"对话"的辩证法,实际上是通过"辩难"来探索真理的过程,所以它内含一种否定的批判精神。在康德和黑格尔对辩证法本有的批判本性的恢复和推进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和"共谋"的揭示和否定,形成了自己的"资本批判的辩证法",从而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增殖"及其所需的"逻辑架构"的双重批判,而这实际上正是辩证法本有的批判精神的实践发展和现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