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悖论与印度自由贸易战略的困境

尽管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众多且对象国多元化程度较高,但从货物贸易的关税减免率、服务贸易所涵盖的部门和领域、"新加坡议题"涉及范围等指标而言,其协议的水平普遍较低。这与印度在自由贸易战略上雄心勃勃的国家身份设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大国情结"、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特殊利益集团牵制、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弱势地位"和"负面形象"是这一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印度的案例也为其他国家制定名实相副的自由贸易战略身份提供了诸多政策启示。     

日本通商政策的变化与双边自由贸易战略

世纪之交 ,在世界范围内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 ,日本通商政策从WTO一边倒 ,转向了以WTO为中心 ,同时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地区自由贸易和多边自由贸易。随着新通商政策的形成 ,日本贸易自由化战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调整。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新理念和“小泉构想” ,既是日本通商政策变化和调整的集中表现和重要标志 ,也是日本对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和经济联合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与日本核政策

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认识与参与,经历了一个从消极认识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所谓"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无核三原则为代表的"无核"政策,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依核"政策与追求自身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兼具多重性与矛盾性为特征的日本核政策。从战后70余年日本核政策来看,"无核"政策只是表面原则,"依核"政策亦是权宜之计,"潜在拥核"才是日本最终选择的核心政策。从该意义上说,日本不是"无核国",亦非"弃核国",而是一个"潜在拥核国"。就其核政策的影响因素而言,相较安全、规范、外交等因素,国内政治,特别是保守政权的认识和意图是内在性的主导因素。     

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

在美国"印太概念"框架下,日本的"印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积极构建"印太"海上安全新秩序,配合美国及其主导的"印太秩序"。一方面,拉拢印度东进对中国崛起形成长期战略牵制;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支点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小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形式,在印度洋、太平洋两洋区域,建立多个以"自由、规则、法治"为基础,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小联盟"和伙伴关系网,使日本成为"印太"地区"中等强国"和"摇摆国家"的领导力量,谋求战略自主,维护和拓展日本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     

昭和天皇与南进战略的确立

为摆脱日军在中国战场持久战的困境,日本统治集团曾一度陷入北进战略与南进战略的争论。北进战略即大陆政策,主张在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后首先进攻苏联,以"解决北方问题"。南进战略即海洋战略,强调在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后首先南下进攻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以实现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控制。最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昭和天皇的主导下,日本迈出了南进步伐,并缔结了三国同盟,走向了日美战争。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走向新古典外交：传统战略文化的回归与中国周边安全新战略

新的安全形势呼唤新的安全理念。当前中国＂新外交＂的发展趋势是走向＂新古典外交＂。以周边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而言,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战略思维的回归,以传统＂二元互补＂为核心内涵的关系思维取代当前以＂二元对立＂为主导特征的机械思维;第二,战略身份与战略目标的回归,即重新思考自身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及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身份建构问题;第三,安全手段和行为方式的回归,即超越牛顿世界观的单纯机械制衡,转向重构地区认同、社会化地区国家、再造体系文化和体系规范。     

日本新海洋安全战略中的对台政策

作为地理特征上的典型海洋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在动力与依据.新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为实现最大限度拓展海洋安全空间的战略目标,遏制主要战略对手中国走向海洋,日本的对台战略表现为阻挠两岸以任何方式统一,同时力图控制台湾.反映在对台政策上就是积极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加强日台安全关系、强化对台经济控制和社会文化渗透.对此,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做好应对.     

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

要理解一国的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战略文化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视角。近年来日本以选择冲突型战略文化为背景,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总体呈进攻性的特征。这种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形势下重构的结果。国家对身份的自我建构是推动战略文化重塑的重要机制。日本政治精英正是在历经冷战以来三个阶段持续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与自我建构的身份规范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情感选择两个维度的传导作用,实现了对战略文化的重构。由于所建构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角色身份指向,基于其固有的显著性,日本战略文化的转型必然以冲突型为依归。环境认知、政治程序、联盟结构等三个层面的变化表明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已在日本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十年来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选择——从东亚共同体到两个贸易协定

进入新世纪,日本对外经济战略几经波折,东亚共同体构想被搁置,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因为国内存在不同意见而进展缓慢,目前又启动了日中韩自贸协定谈判。这反映出日本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调整过程中进行战略选择面临的困境,也反映了其试图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东亚政治、经济现实,使日本搁置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但其加强东亚经济合作的思想并未改变。日本对美国"重返亚洲"主导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意向。出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综合考虑,推进对两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参与,将是日本今后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     

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冲战略”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为视角

安倍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处在持续低位徘徊、战略信任磨损下行的状态,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新特点。除了双边关系加速走向失序和失范之外,在地区层面和多边机制中的博弈和竞争明显上升。日本的南海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南海海域成为日本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重要地区。"对冲战略"经历了比较低调的"约束性接触"和手段多元的"软制衡"两个阶段,其目的是牵制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力图维持美日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日本在南海海域的"对冲战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大了中国的安全压力,但总体遏制效果有限,反而给地区局势带来了紧张和动荡。     

日本对台湾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动荡,日台关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对中日建立互信构成很大困难,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日台关系和日本对台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仅次于美国的变量,成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囿于日本是否"亲台"或者"反中"的双边框架内进行分析,对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认知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缺乏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日本从对国际体系认知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上,考察日本对台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超越原有认知框架并创新研究视角,或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对日外交中处理好台湾问题。     

八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

战后日本以赶上欧美为战略目标奋斗四十年,今天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大有提高,居于西方国家第二位。然而,日本不甘心于美国之下,正在各个领域与美国争第一。近五年来,日本报刊上经常看到,"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21世纪是日本的时代"等字眼,并声称"日本的生产率继续上升",将成为世界第一,但美国有"世界第一的自豪感",不让日本当第一,这就是日美经济摩擦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可见,战胜美国当世界第一,在21世纪实现日本的时代,这已经成为日本长远的战略目标。本文主要探讨,在这样长远战略目标下,日本在八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90年代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

一、日本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在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战略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由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构转化为内需主导国际协调型经济结构。这次日本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主要表现在:     

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战略探析

自2002年起日本经济摆脱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萧条,进入新的复苏阶段.日本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和对外经济结构的新变化促使日本政府提出了"贸易投资立国"战略.该战略以加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和建设开放而富有魅力的日本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中长期来看,虽然新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是由于其符合日本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贸易投资立国"战略将成为今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域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

在2013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官方在二战后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定义及内涵。日本的首要核心利益是涉及领土问题及恢复国家对外职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本基于核心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调整及政治诉求,重点是为摆脱战后体制、改变战败国形象,以修宪恢复因战败被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所采取的强化日美同盟及价值观外交等手段,是为在亚太乃至全球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海外用兵,进而实现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这种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战略选择,势必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