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

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对美日同盟具有重大影响,自然成为美国学者亚太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做了"渐变论"和"质变论"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并从多元维度分析了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因果机理。透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美国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问题上的总体认知,也有助于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把握。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尽可能降低美日同盟对中国崛起造成的风险。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冷战时期日本的中东政策及其困境

冷战期间,中东各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美苏在此同台竞技,这为日本中东政策的顺利实施设置了多重障碍。日本因美国的战后改造而彻底被日美同盟所捆绑,而由于美以同盟的存在、阿以冲突的愈演愈烈,日本在中东问题上间接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这种状况在1973年得到改变。此后日本中东政策困境表现为：在中东地区如何在日美同盟和美国与阿拉伯一伊斯兰敌国的矛盾之间保持协调;在中东地区如何在美苏冲突中保持协调。保持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保障领土安全构成了冷战期间日本中东政策困境的根源。     

“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上台后,强化了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在"印太战略"的核心地位。"四国机制"呈现机制升级、对话扩员和议题拓展等同盟化的态势。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动因主要来自:遏制中国崛起的需求与能力不足的矛盾,使美国更依赖对盟友和伙伴国的诱导、拉拢和利益激励;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和"重点",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基于本国战略利益需要,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采取追随政策。然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受到成员国各自的政策优先性和利益诉求分歧等问题影响,尤其是各成员国与中国维持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以致难以完全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即便如此,"四国机制"也会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

数据安全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也是中日博弈的一个新领域。在数据安全领域的中日互动中,日本认为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威胁”其经济安全。2021年爆发的日本通信软件LINE数据漏洞事件与腾讯投资乐天所引发的美日联合监管事件,都暴露出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怀疑与担忧。究其原因,既有美国刻意塑造日本对华敌意的因素,也有日本主动迎合美国而固化同盟的利益需求,亦有中日国力逆转造成日本心理认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影响。数据安全作为一个新兴的安全领域,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渐趋成形并日渐完善,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将极大影响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合作关系,日本的部分反制措施也会影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     

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分析

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有三:日美同盟、派阀政治和中日互动。日美同盟是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原因,也是基本的国际背景,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敌视变为和平友好,再进入合作,最后出现防范和对立的过程,是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前提。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是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原因,亦即内在原因,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于不同的派阀执政而经常出现摇摆的现象,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内因。中日互动是由两国围绕争端焦点而表现的不同反应所引起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良性互动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理性,恶性互动则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僵硬,它是日本对华政策思考的重要变量。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重战略指向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走向衰亡,相反却日益巩固.这一战略态势的形成,主要是美国基于同盟内外状况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孕育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而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则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进行了深入调整,使它逐渐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现实.     

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先后三次调整对台政策。在导致对台政策调整的众多因素中,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变更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为有效实施亚太战略,极力对日本施加影响,力图将日本的对台、对华政策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而日本由于在安全等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加之自己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作用,也始终把从总体上保持日美“战略一致”,加强日美基轴关系,视作处理对华及对台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因素对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立足于这一视角,分析日本…     

抗战时期的日美关系及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美国对日政策历来是为其本国安全利益和全球战略服务的。它不是静止不变的 ,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利害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变化的。抗战初期美国曾对日采取绥靖政策 ,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不仅给中国等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 ,也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日美矛盾激化 ,使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对日宣战 ,促进了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美国军方视阈中的美日同盟关系——基于《美日行政协定》草拟过程的分析

《美日行政协定》是构成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及决定走向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协定内容中的每一项规定,还是协定草拟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美国决策机构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认知及美日同盟关系的定位。尽管处于“美军驻日条件”界定主导地位的美国军方,始终将日本看作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没有作为一个对等盟国来看待,体现出战胜国对战败国应享有的绝对优越驻留条件。但是,在日本着力实施亲美的协调主义外交的强大攻势下,迫于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基于远东冷战局势的变化,从美日“良好政治关系”维护视角考量,美国军方不得不从坚决反对日方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修改意见,转而做出让步。迄今,该协定维系着美日同盟关系,但“美军驻日条件”始终使日本处于“非正常国家”地位,制约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所应享有的对驻日美军的控制性权利。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探析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在新的背景下迅速调整对日政策。小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在军事上,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弥补美国力量的不足以实现其全球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的目标。在经济上,美国加深美日在自由贸易、环境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由于受到集体自卫权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美日军事同盟的合作也会受到约束。美日实际不对等的关系以及日本对基地迁移问题上的不满等问题会影响到美日关系。美国对日政策明显具有制衡和遏制中国对付北朝鲜的意图。中国面临着摆脱美日联手对付中国的冷战残余思维的困境。美国对日政策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美日互有战略需求,美日同盟还会长时期的存在。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关于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再认知——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研究的厘析

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是否发生质的变化展开了争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主义学者对日本"反军国主义文化"的研究略占上风。他们指出,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政策在"反军国主义文化"的制约下不会发生质的变化。21世纪以来,新现实主义与制度自由主义的研究成为主流:前者认为,由于安全环境的变化,日本走向"正常化军事大国"的道路不可避免;后者指出,日本在安全态度上转向"国际主义",美国可以利用其在军事方面的主动性深化美日同盟关系。美国学界还着重从文化规范、公共舆论、选举体制、政党政治、政治体制等视角,探讨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根源。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呈现路径多元、视角丰富等特点,但也存在陷入范式之争、忽视政治势力对公共舆论的逆向影响等诸多不足。总体而言,出于为自身战略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立场,并受缚于日本财力的支持,美国学界的研究缺乏全面的历史观,且受价值观的影响颇深。     

近年日本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差异

二战后日本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被视为一体。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日美两国基于在全球、地区及国家等几个层面的不同战略考量以及各自所处现实和历史的不同,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不甚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诸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相对于对华需求更多而力争合作防范并举的美国,日本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对抗,从而显示出两国在深层次上对华认识的不同。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政治家对华战略认知分析

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旋即陷入持续恶化的困境。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政治家,秉持消极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制定及执行对华政策上更多地展现出强硬的鹰派色彩。基于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防范,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中国"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亟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和构筑"反华包围网"予以应对。然而,日本推行充满敌意的对华政策非但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招致自身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面对这一窘境,安倍内阁遂逐步转变此前的消极对华认知,转而开始推行温和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也随之呈现缓和与改善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