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很有益的事

<正> 二十世纪将成为过去,在我们回顾这将近一百年中的中国文化时,无疑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和这一个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先生为复兴中国文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不愧是二十世纪新儒家的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他都为融合东西文化做过有意义的尝试.山东曾是梁先生从事社会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地方,近年来山东许多部门和同志     

走向法治文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我们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又从法制到法治的不懈追求,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使我们的治国方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国法治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对法治形式的简单追求之上,而是在推进法治的历史进程中,将法治文明作为我们三十年来法治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从而使这一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法治建设目标成为了我们法治国家状态所体现的文明,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并成为我们制度文明建设的追求目标,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王毅:2005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 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     

在学术与文明之间——关于儒家的一个概念分疏、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我们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不同。根据学术的和文明的两种视角,可以将"儒家"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儒家之学与儒家文明。今天,我们虽可以预言儒学的转化再生与创新发展,而且,儒家亦有可能参与对中国新文明的塑造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却不宜轻言定儒教为国教或儒家文明的全面复兴。     

为什么中国将来会有生态文明?——接应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话题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预示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我国工业文明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必要性。冯友兰先生早在上世纪初就对中国文化与工业文明或科学文明之间的关系做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中国周末的哲学中有三派:道家是自然派,墨家是人为派,儒家是中间派。不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倾向于自然派。这三派之间的激烈论战是以墨家的失败而告终的,致使向内寻求幸福的自然派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占居统治地位。这就是中国长期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文章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人为派对自然派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其结果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朝向工业文明和科学文明的转型,另一方面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中华文明之宗就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理念,这种理念终将促使中华文明转向或"复归"它所固有的生态文明。     

卷首语——站在新世纪源头

辞旧迎新每年一次，但今年所包含的意义完全不同，今年元旦之夜我们辞去的不单是过去的一年，同时也是一个世纪，一个千年。站在新世纪源头，面对千禧之旅，我们心头涌动的不只是一年的感受，同时有世纪的回顾，千年的感慨。本期杂志刊登的文章，许多便是对一个世纪的思考。人类社会发展如果以一年为尺度，也许我们来不及或者不可能进行历史性反思，但如果以百年为尺度，要思考的历史问题却很多。回顾过去百年的人类发展史，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过去一百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科技文明，超过了以往所时代的总和。人类已经完…     

大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走向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是一种广义的文明或大文明,它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方面的内容。大文明具有全球性、系统性、多样性、协同性、历史性等特征。大文明范畴的提出,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提出大文明有利于确立一种新的科学的文明观,同时为我们创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明学提供了可能。建设大文明,对缓解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王毅:2005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王学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题目之下,有些什么值得今天特别回味和深入认识的问题。科举之废与晚清局势王毅:现在人们对于科举和科举时代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可能已经感觉十分遥远。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先生在1957年发表一篇介绍国子监…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科技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还曾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城市文明,创造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哲学、史学、教育等精神文明成果.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生命力最强、曾经最发达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古文字与古文明:二十一世纪初的认识和展望

当今学术界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起源问题需要讨论 ,其中 ,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埃及古文明与中国古文明的比较研究中 ,可以说明 ,古文字的考释和研究对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具有关键作用。 2 1世纪初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讨论 ,这是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所在。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亚洲世纪与中国的南亚战略：文本分析和文化观察

亚洲世纪正在到来。这不仅需要中国复兴，也需要亚洲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均衡兴起。基于政治文本比较来看，毛泽东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考量南亚，即使涉及历史文化交往，也主要将南亚放在全世界的集团或阵营中予以权衡；邓小平在政治思考之外，明显增强了经济因素，倾向于从亚洲崛兴和人类发展高度对南亚作总体战略审视；而习近平在政治和经济考虑之外，看上去还加重了亚洲文明和南亚文化的视角。亚洲世纪的到来，不仅具有国际政治变革和亚洲经济强盛意义，也具有亚洲文明复兴和东方智慧崛起意味。亚洲文明振兴和东方文化复兴，应成为亚洲世纪到来的基本量度。迎接亚洲世纪的到来，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需要自觉担负起亚洲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历史视野下的现代化与儒家文明

近代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遭遇了重大的挫折性变故,普世天下的文明心态与地位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与转型。传统的儒家文明与带着西方标签的＂现代化＂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深思与较量,延续至今。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如何看待现代化与儒家文明,仍有探索的现实与终极的精神价值。     

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的中国认知——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为中心

宇野哲人在《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了一个有势力的“民众之中国”,即民主主义思想发达、家族主义强大、社会事业广泛.但若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孔子教”的话语脉络中时,却映射出宇野哲人对孔子“尊王主义”思想的盛赞与对孟子“民主主义”学说的贬抑.而从近世日本儒学自身演变的长时段视角进行回视,该观点还凸显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皇体孔用”的思想范式.     

中国模式与中国文明

中国模式问题讨论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又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其中既有中国模式将会改变世界、当中国统治世界如此中国震撼式的宏论,也有断言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而非文明的崛起的观点。面对众说纷纭的世界的中国观,重新认识与发现中国,已经不只是从经济数量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与发展道路,而是上升到文化、文明与精神诸层面来说明中国的当代巨变。因为文明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而文化则构成了文明社会的精髓,也是构成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富强的崛起,更不简单地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除了中国古老传统文明的资源,还融摄了现代人类诸多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其中更有马克思的伟大理想。而这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支撑中国模式背后的中国现代文明。     

孙中山的和平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和平主义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传统,也是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孙中山的和平主义根植于中国文明的和平传统,它熔儒、道、墨、佛和平传统与现代人道主义、世界主义于一炉,形成了一套具有前瞻性和普世性的国际关系伦理。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和战争威胁,孙中山的和平主义正愈益彰显其思想价值。这种"王道的民族主义"承袭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伟大遗产,与西方"权力的民族主义"大异其趣。     

从西方文明到全球文明: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

城市文明的普遍形成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城市文明是具有本质性和历史性双重规定的抽象名词,它的本质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普遍的一般属性,它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流变与更迭的性质。后者说明了不同历史前提、不同发展阶段,城市文明的内涵与任务必然会发生変化：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间,由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基础的;而当下现实表明,中心—边缘关系的历史正在被多元化的网状关系所取代,一种新的全球文明正在形成,它不再是从某个单一文明或特定价值出发,而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有必要思考城市文明的中国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