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有利于城乡产业结构调整 ;有利于农民实现兼业转移 ,增加收入 ;有利于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利于农业发展。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 ,需要消除其思想、体制、政策障碍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进城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西北地区“季节性转移”农户兼业行为选择困境的分析——基于宁夏西吉县的调查

农户兼业现象在我国非常普遍。本文课题组以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农民农业经营的投入与收益,以及外出打工人群的收入等调查为依据,分析了“季节性转移”兼业农户面临的困境及陷入困境的原因。调查发现,在农业产业化颇具规模的背景下,该类兼业农户的收入,既没有专心经营农业的纯农户的高,也没有常年外出打工人群的高。笔者认为,该兼业人群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投资能力弱;另一方面,抗风险能力弱,奉行生计和安全第一的原则。“季节性转移”兼业人群的流动性大,生计艰难,接触的人员复杂,受城市人群排斥,其中一部分成为高危人群。研究兼业人群的生存状态,对改善其处境和稳定城乡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农民兼业发展的探讨

在农民兼业问题上,我国学术界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认为我国“农民兼业已得了普遍的发展”,兼业化“是历史的必然”;另一种是认为“农民兼业化是一种可以左右或暂时的社会经济现象,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带有片面性。观点的持有者没有对兼业现象存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作出基本分划,没有认识到农民兼业发展的不均衡性和阶段性,也就无从把握兼业现象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消亡的规律,因而也就不能为制定正确的兼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因此,全面、深入地探讨农民兼业问题是必要的。本文即对兼业成因、兼业发展的非均衡性、阶级性以及引导兼业发展的政策作一浅略的探讨。     

对云南农民增收与就业结构转变关系的实证研究与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农民就业结构变化以及现阶段农民就业多元化和兼业行为对不同阶段云南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和存在问题,阐述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鼓励和帮助农民根据不同条件采取专业化和兼业化等多元就业方式,才能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达到长期稳定增收的目的。并且通过对代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玉溪市华宁县,经济中等发展地区西双版纳州和经济落后地区临沧地区的云县农民增收与就业情况调研,说明不同地区应根据其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引导政策。     

农户兼业化进程及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分析--以江苏省北部农村为例

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导致农户兼业化的发展动因差异较大。从苏北农村农户兼业化的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到 ,我国农户的兼业结构尚未稳定 ,随着经济的增长 ,存在着纯农业户、一兼户转变成二兼户、非农户的现象。而农户家庭收入的不足、农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较大、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是农户兼业的主要决定因素。虽然现阶段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尚未产生大的消极作用 ,但其潜在影响不可忽略。如何有效引导农民合理兼业 ,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课题。     

论全面转轨期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

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发展的转轨时期。中国转轨进入了经济社会全面转轨,并以社会转轨反促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在经济社会全面转轨时期,城乡协调发展,事关未来中国发展全局和宏观走向。     

流动人口影响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本文指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传统体制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政府承担的责任带有偏向性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从而对促进劳动力转移、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加快经济发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城乡和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赖于政府的推动 ,并充分体现公平性。覆盖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具有多层次 ,适用不同对象需求的特点 ,逐步形成沟通城乡劳动力市场 ,城乡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障目标体系     

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演变及农户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河南省1000农户的调查分析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农户兼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 ,其增长可以划分为波动发展、快速增长、稳定发展三个阶段 ,这与中国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农户兼业发展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 ,农户兼业对农户经济及其差异的影响不断增大 ,尤其是二兼 (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 )对农户经济带动明显。因此 ,促进农户兼业 ,尤其是提高其质量和效益 ,对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问题:日本的化解与中国的借鉴

当前三农问题,举国关注,而日本的化解经验多有借鉴之处,其特色:体制构造上的三位一体,农业发展路径的工业化扬弃,农民的非农化和兼业化及农村的城乡一体化。我国在参照日本经验的同时还可超越。     

开放经济下经济转轨的外部风险与政府的作用

20世纪末叶出现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绩效取决于转轨国家对转轨政策与发展战略的选择。开放经济下 ,为了避免过大的外部风险 ,转轨国家政府还应承担一些新的职能 ,如协调制度转轨与发展战略的关系、掌握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等     

我国城乡发展的成就、问题及未来选择

城乡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见证。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速度不协调、农业发展基础弱化、土地与农民问题严重、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烈等。因此,我国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应逐步改变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导放在城市的政策思路,其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模式。     

基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农村改革路径思考

统筹城乡发展是新时期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也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全面把握统筹城乡发展的深刻内涵,深化城乡改革联动,积极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切实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更加注重协调推进,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更加注重激发活力,着力破解农村改革发展的深层困境,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统筹城乡发展与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以成都市为例

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城乡土地资源的有序流动,使农民获得土地收益权和财产权,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完善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是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成都市自2003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07年6月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实践方面先后创造了入股、置换、联建等模式,有效地保障了农户的合法权益和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了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和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但也面临着农村宅基地入市的法律困境、粮食生产安全困境、上楼农民生活质量保障困境.要突破这些困境必须在制度创新中尊重农民的首创、尊重农民的意愿,建立合理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     

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促进农业增收增效

近几年来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 ,这不仅影响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而且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使农村的稳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正确理解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 ,牢牢把握发展主题 ,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为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目前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五个重庆”的背景下,完善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既具有必要性,更具有迫切性。从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的视角对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创新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建议。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自周秦时期建立封建社会以后，一直是个农业国家，以农民和地主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没有什么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洋务运动，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有了新的工人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但近代工业发展得非常缓慢，社会结构变化也非常缓慢。到1949年，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农民占总人口89．4％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真正发生历史性的大变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特别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极大地推动、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而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成功，也反过来影响、推进体制转轨的持续进行。这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正是中国自改革开放28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当前产生了如此众多的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的根本原因。     

当前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困境及其对策探析

小城镇经济发展对增加内需、加速城镇化进程和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当前小城镇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小城镇经济发展应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要素的吸纳力、促进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促进小城镇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郊区社会：城乡中国的微观结构与转型秩序

郊区不仅是空间概念,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涵。文章从农民与市场和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出发,建构郊区社会的理想类型,并探究其政策意义。本地市场与集体体制从不同维度塑造了郊区社会再生产的动力,不仅释放了家庭关系中的情感,而且稀释了村庄关系中的压力,进而孕育了具有实体性和自主性的郊区社会。郊区社会是城乡中国的微缩形态,它超越了城乡二元的制度区隔,为中国城市化营造了一定的缓冲空间。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须立足郊区社会的空间梯度,通过土地制度调控农民与集体和市场的关系,维系郊区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动态均衡和良性循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一体化:一个社会选择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选择理论承认社会成员在偏好、环境资源、条件和机遇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探索采取何种制度安排、政策决策以实现社会选择,是研究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之间的冲突与一致性的条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就是要充分考虑城乡社会不同层面、城乡之间的制度分割等条件,建立适合中国社会的城乡一体化制度。在社会选择理论的视角下,建立城乡一体化制度,就是追求社会最优。因此,必须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建立城乡对接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