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改革看元代监察体制的历史贡献

元初,蒙古贵族进入高度发展的中原建封社会后,为了适应帝国的统治需要,对前代各种管理体系进行了改革.其中对监察体制的改革颇具特色.进步鲜明,并为明清两朝封建监察体系的完善垫定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监察机构的改革路径及成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和发展,是推动解决我国反腐败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实践难题的重要决策。作为反腐败的运行机构,监察机构的有效运行直接决定了反腐败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监察机构在推动反腐败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监察机构自身存在的局限性难以适应改革的进程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家监察机构改革提上日程,从北京、浙江、山西试点探索到全国推开,再到组建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使监察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反腐效能以及覆盖范围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对于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随着反腐工作进入深水区,现行对公权力的监督和监察制度弊端逐渐凸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要求,整合有关力量,配套制度供给,将反腐败完全纳入党的直接领导下,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覆盖。本文所指的反腐监察不仅指行政监察,而是涵盖纪律检查、预防腐败、贪污贿赂查处、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在内的大监察的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改革。当前有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研究多从政治学、法学等维度展开,忽视了议题本身具有的公共管理专业属性。本文立足公共管理专业,分析了现行反腐监察体制的问题,并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起点,指出改革的路径,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效能监察要注重实效

效能监察是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需要效能监察.企业开展效能监察要切实抓好选题立项,突出重点,在围绕企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来进行.     

论监察委员会“全覆盖”的限度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改革试点决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中纪委要求,成立国家、省级、市级、县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作为现代制度文明的体现,任何一种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是绝对的,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度,监察委员会关于监察对象的"全覆盖"也不可能例外。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的限度,可以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范围、公权力行为的责任追究、违纪违法犯罪及违反内部规则行为的责任追究三个维度进行界定。     

新形势下地勘单位强化效能监察的理性思考

鉴于地勘单位既有国家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普遍性,又有企业化经营管理的特殊性,加上改革的争议性,其效能监察自然成为时代性课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形势与新要求下,地勘单位效能监察工作遇到了许多现实问题,譬如效能监察的制度不健全、效能监察队伍的力量配备不足、效能监察的理论研究滞后等,需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努力提高认识,建立健全效能监察管理机制,强化监察力量配备,积极探索效能监察工作新方法,强化执行力度。     

监察委的权力运作与宪法规制

为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中共中央在三地试点改革,并在三省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当前总结改革经验准备向全国推广。这涉及到监察委权力的运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迈出坚实步伐就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改革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为改革顺利进行提供法治保障。国家监察权的权力范围广,对其监督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对权力的监督是为了更好保证权力的不滥用,秉承依法治国,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环境监察执法组织改革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环保执法组织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代表国家履行环境监管的职责,其组织设置既要受到我国整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趋势的影响,又要反映出履行自身特殊业务的客观要求。在分析我国环境监察执法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对环境监察执法组织改革的基本要素进行厘定的基础上,要明确其改革的基本方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党内监督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生动体现。2016年以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专家学者主要围绕改革的逻辑起点、基本原则、实践特征和实践方向四个方面,集中研究了改革所处的外部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措施,取得了大量成果。同时,当前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从文化角度、多学科角度、基础理论等方面完善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研究。     

改革条件论：中国劳动监察解决纠纷职能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国劳动监察机构解决纠纷职能的改革,学界长期存在“保存论”和“废除论”两种政策建议,但既有研究多规范分析而缺乏实证研究。四川省P、S两县劳动局2012-2015年数据显示,劳动监察多年来集中于解决农民工工资纠纷。这保护了农民工利益和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却牵制了其主动监察职能的履行。这种现状是农民工工资纠纷六大特点与劳动监察执法权灵活运用相互契合的结果。因此,无论是保存还是废除劳动监察机构解决纠纷的职能,都须以解决“谁来处理农民工工资纠纷”的问题作为前提条件。这可谓“改革条件论”。     

强化监察监督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来在国有企业监察工作的经验,就如何发挥国有企业监察组织的监督检查职能作用,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进行探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律师帮助权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组织重塑和权属调整将全面整合反腐资源,建立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从而全面打击腐败行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但是,当下对于此次改革的文件内容仍相对原则化,很多具体制度的设计方向在相应文件中均未涵涉,尤其未对被调查对象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如律师辩护权的内容有所关切。而为保障国家监察在法治轨道下运行,避免相应公权力滥用,对于律师辩护权在改革背景下的新定位,尤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帮助权在新体系下的存焉与否、位置如何、制度设计都已成为亟待回应的问题。不论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性质与任务等宏观视角出发,还是从保障人权、推动程序正义、制约公权力等具体理念出发,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职务犯罪体系均应吸纳律师帮助权,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修正,在明确介入时间、确定权力内容、完善救济机制的基础上,将律师帮助权落到实处,最终实现改革的社会效果、政策目标和理论意义的和谐统一。     

明代监察制度衰败成因分析与启示

明代官员监察制度构建有中央与地方两元的监察体系,结构完备、层级分明,在明前期有效运作,澄清吏治、朝堂清明为明朝前期兴盛奠定优良的政治氛围。但皇权及其附属的腐化,监察制度在明朝中后期趋于衰败。通过衰败的成因分析,可得出咎由皇权至上、缺乏外部监督、信息不畅等原因监察制度在明中后期无法发挥反腐败作用,甚至成为腐败滋生源。结合成因得出启示与教训,为我国现阶段国家监察制度改革提出相应对策。     

影响金融执法监察效果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思考

为了科学高效地开展好执法监察工作，近几年，各级金融纪检监察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实 践 和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是，目前执法监察的效果还不完全尽如人意，在深度和广 度上有待加强。作为金融系统内设机构，纪检监察部门如何进一步加大执法监察力度，更好 地为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仍是一个值得探索和不断实践的问题。　　一、认识上的偏差：影响执法监察效果的根本原因　　1、对执法监察的实质认识不够到位。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执法 监 察概念认识不清，把执法监察工作混同于一般性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检…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中国古代监察官吏选拔的标准

监察官吏的选拔制度古已有之。在封建监察制度建立初始的秦汉时期,封建王朝是制定了监察官吏的选拔、任用、奖惩等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增设了一批如校事刺奸、丞相左丞等新的监察职官。唐代对以卑察尊的体制作了重大改革,泛监察官吏分为高、中、低三类。对于高级监察官员,提高他们的官等。如御史大夫,其官等起初为从三品,提高到正三品。宋朝建立以后,在吏部之外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为审宫院)“以分中书之权”,与此同时,废除了唐代宰相推任御史的制度,改由皇帝亲自选任。明朝的官吏铨选机构大都是都察院和吏部共同管理,台官的任用则主要由都察院掌握。清承明制,制定了《钦定台规》,对严格选拔监察官吏有了很大发展。由此观之,历代监察官吏的领导体制虽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比较研究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所以它们属于同类制度。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有许多相同点,同时也有重要的差异。监察专员制度已经得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用,它的成功对于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相关条文

监察体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行不悖,共同确保实现法治和反腐的最终目标。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应贯彻审判中心原则、证据裁判原则、配合制约原则;树立监察调查服务于法庭审判、监察证据接受诉审机关审查、监察和司法配合与制约并重的理念。在程序衔接方面,应当强化“监诉协作”,使公诉部门“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制度化;监察案件原则上应直接适用逮捕措施,也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措施;退回补充调查是原则,自行补充侦查是例外;在调查、起诉、审判不同阶段认罪认罚的从宽处罚幅度应当不同。在证据衔接方面,刑诉法应规定监察证据可以直接使用;监察案件受《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双重约束”;监察调查的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证据能力,诉审机关有权调取。在诉权保障方面,应当充分保障辩方现有权利,时机成熟时应通过修法允许辩护律师介入监察调查;健全缺席审判中的强制辩护制度以充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正确界定被告人的重新审理申请权。     

试论明清时期的监察制度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末期,集各种权利于一身的皇帝,在总结汉唐以来统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皇权的加强和巩固。为了皇位的稳定,明清统治者对监察制度特别重视,在沿袭元代制度的前提下,对监察制度和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使其在巩固皇权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御史的权力过大,地位过高,造成意气用事,争权夺力,互相牵制。到了明清后期,这种弊端日益严重,使监察机构无法起到维护皇权和澄清吏治的作用。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国有商业银行监察博弈研究

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文章利用Nash均衡中的静态监察模型分析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关系,认为我国目前应该通过国有商业股份制改革契机,建立新型金融产权关系,重塑管理监察新模式,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