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乌托邦——《理想国》之正义理论初探

为了挽救日渐衰败的正义观念和城邦,柏拉图在形而上构建出了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理想国中的正义是以正义理念为蓝本的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其核心是等级统治下的和谐有序。在这种正义观指导下建立的城邦能很好地维护"集体利益,"但其中的阶级特权与哲学王的统治为施行极权主义政治统治埋下了伏笔。     

道家圣人人格的传承与发展

圣人人格表现为:无私公正,忧民爱民,随和包容,戒满戒盈,节俭清廉,博爱柔慈,宽容谦下,与时俱化.传承与发展:主持公道,秉公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宽容是一种境界,谦虚谨慎使人兼听则明;与时俱进,推进改革.     

对戴维森“宽容原则”的再认识

戴维森认为,一个意义理论的证据就在于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条件,而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结果证明是他用该语句表达的意义和他的信念的函数。为了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这个问题,戴维森引入了“宽容原则”。他通常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这种原则：（1）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对于他们共同环境的本质具有相同的认识;（2）假定说话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真信念;（3）假定说话者是理性的。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戴维森并没有论证全能的解释者关于其环境的认识的确是真的,并且对引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没有给予保证,因此仅仅依靠宽容原则,尚不可能确保得到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     

人文理性与和谐构建

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从科学发展中获益,主要取决于其在发展科学、利用科学过程中确立人生价值及意义的智慧,即人文理性.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人文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只有在宇宙中正确定位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人的"此在"成为"诗意的栖居".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还要调解好与社会的关系,找到其在社会中的位置.人文理性在群体间的关系中表现为对他者的尊重、理解和宽容,体现着群体间询求认同、进行沟通、消解矛盾的智慧.个体的人与人之间也需要人文理性的调解才能达到和谐.人自身的和谐是个人素质提高的表征,也是实现人文理性的人格保障.     

伊甸园结构中的生存意义指向——《一个女士的画像》解读

享利·詹姆斯在他的著名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前言中把他的作品比作一个结构和谐美丽的建筑物,他把小说家比作＂建筑师＂,称小说家的写作能力是一种＂建筑能力＂,并且认为自己的小说《一个女士的画像》充分体现了这种能力。笔者在对原作研读的基础上提出,《圣经·创世纪》中的伊甸园故事为这部小说提供了叙事框架,同时,作为寓言的伊甸园故事也为这部小说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所指,赋予小说关于命运,寻求与选择等形而上的寓意。     

宗教多元主义与一然的和谐思想

宗教间发生冲突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特殊主义和优越的宗教排他性。一然在《三国遗事》中揭示了佛教与土俗信仰冲突的多种类型,并试图以佛教的方式加以融和。他基于佛教与他宗教的和谐原理提出的佛教理论,是超越了人的平等思想、慈悲与宽容精神、差别与对立观念的缘起的世界观。     

构建和谐大学需要弘扬宽容精神

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和谐大学需要大学宽容。大学宽容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功能和现实意义。树立宽容意识和弘扬宽容精神是实现大学宽容的前提条件,而建设宽容制度是实现大学宽容的根本路径。     

论宪政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契合

和谐社会是一种需要以多元文化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样态。多元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宽容,完政的文化底蕴恰恰在于宽容与妥协,由此和谐社会与宪政文明达致了内在的契合。利益衡量的宪政机制为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着可靠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宪政层面上的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的建立及其功效的真正发挥。和谐社会与宪政秩序的建构都必须以成熟的完政文化和社会精神为基础。     

理念与路径:安乐死与社会的和谐性

生命、心理与社会和谐的建构是探究、解决安乐死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这种和谐必须以审视自我、识别情境、领悟角色、调控情感、理性互动、优化心理结构为行动路径;以宽容地对待患者及其家属的诉求与行为,和谐处理患者、亲属、医护人员及社会的关系为处置手段;以建立健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共同营造一个既充满关爱、宽容、亲和,又体现科学、理性、有序的社会环境为实现目标。安乐死的实践是在社会时空之中发生的,它既实现了个体的需求和利益,体现了社会意义,同时也使相关的社会文化、社会习俗、社会制度得以不断再生产和完善,而且这种社会再生产只有通过人类生命、心理与社会和谐的实践才能达到和完成。     

密尔宽容思想的道德之维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大多将宽容视为一种美德,或者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维护,而密尔则将宽容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之美德与自由发展的权利相结合之精神。他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将个人的道德自由与道德主体的宽容相结合,以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糅合感情与理性,在尊崇自由,重视个人价值的前提下构建了一幅宽容的社会图景。     

宽容失败的合理性分析

宽容失败的根据在于系统的一般特性、人类知识的可错性和人类行动的不可逆性。因为系统具有复杂性、不透明性和内在动态性，所以人们对系统可能是无知的，或者只能做出一些错误的假定；与此相应，人们对系统的知识是可错的，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绝对真理；人们的行动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所以没有他人对行动后果的宽容，行动者就不可能继续开始创新的行动。因此，我们需要宽容失败。     

日本人自杀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探析

自杀是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一种文化现象,引起自杀的原因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的文化因素.从日本人对自杀者的宽容、日本人自卑的处世哲学、日本人的"死亡即美"的观念等角度,解读日本人在生死问题上特有的文化心理,即死是生之延续,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修身律己的行为.     

论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

宗教宽容是洛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之中.通过分析洛克的相关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宗教宽容思想是洛克对他所处时代的政治所做的一个回应,是洛克从国家、社会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宗教问题所进行的阐释.洛克没有局限于宗教宽容,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更广意义上的宽容原则问题,指出教会与公民社会在各自领域内的宽容的应用范围.他所提出宗教宽容的原则和政教分离的主张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洛克论宗教宽容

洛克的《论宗教宽容》,是现代西方处理宗教冲突的基本理论依据。但新近发现的文献表明,洛克早年是反对宗教宽容的。本文将洛克对宗教宽容的几次讨论放在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宗教冲突的政治背景之下,指出洛克前后期虽然主张不同,但都遵循同样的理论基础,即《第二篇政府短论》中提出的"神法—人法—兄弟法—私人法"的法律结构,只是针对英国现实问题,在这一框架当中适当调整。无论他主张宗教宽容还是不宽容,目的都是为了清除天主教在英国政治中的势力,围绕圣公会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他晚年与普洛斯特有过多次争论,但所涉及的并不是原则性的分歧。我们今天思考宗教冲突与宽容问题,应该看到洛克宗教宽容思想的理论基础。     

试析韦伯的群体文化和谐思想

群体文化和谐是指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包容、协调运作、动态平衡、具有生机与有机统一。韦伯的群体文化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创立群体划分理论,研析群体文化关系的现实状态,奠定群体文化和谐研究的前提;开展文化现象研究,关照群体文化的研究视域,促进群体文化和谐问题的理论把握;展望现代性发展,预测群体文化的未来态势,显示群体文化和谐发展的逻辑必要三个方面。     

大学生法治意识现状及分析报告

素质教育的内涵必须以现代化理论为参照系来理解。现代化主要是要有具有现代意识的人,而法治意识是现代意识的标志,所以大学素质教育应在法治意识的培养上下工夫。通过从法律、权利、责任、宽容、程序五个方面对大学生法治意识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其结果喜忧参半。其原因值得探讨和深思。     

宽容、尊重与多元主义——评罗尔斯《万民法》中的宽容观

宽容观是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罗尔斯认为自由人民应该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实际上,罗尔斯的宽容观难以获得证成：一方面,他在论及自由人民为何要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类比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方面,他在回应类比论证缺乏可行性这一指责的过程中主要诉诸循环论证,这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自由人民要真正与正派的等级制人民实现和平共处,那么自由人民仅仅宽容正派的等级制人民是不够的,还应当在真正尊重正派的等级制人民的基础之上,对其所持有的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     

光荣革命：宽容挟革命与反动共进

宽容在英国革命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宽容贯穿于革命之中：作为一种倾向于正面的道德态度，它存在于革命与保皇两大阵营中；作为宽容实践的成果，它推动信仰和思想的多元发展；作为历史进步的最深刻潮流和力量，它推动“光荣革命”的实现。     

黄道婆的传说与现实

黄道婆与上海乃至中国的棉纺织技术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她的贡献,在于提高了上海地区纺织技术水平,并对从海南带来黎族的技术进行了创新,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上海的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等因素,这说明元代的上海的农村虽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中,但它依然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另外,黄道婆对社会和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不仅是传授、发展了棉花纺织技术,而且大大提高了上海地区妇女的经济地位,促进汉族与黎族之间的交流,这才是研究黄道婆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点。     

“实现形式”视域下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路径探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及实现当家作主地位的最重要途径。然而,当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实现形式上尚存在突出问题,乃至影响到其功能效用的充分发挥和真正实现。要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重点从优化人大代表的具体产生机制、创设和保障人大代表的履职条件、理顺人民代表大会自身权力架构及同国家其他机关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