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佛教与科技发展关系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佛教兴盛建立在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统治者的扶持及佛教自身发展等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佛教徒所翻译佛经中含有大量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佛法本具的圆融无碍精神也成为隋唐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经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过滤、转换和折射,在其可能范围内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相应的推动。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 ,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 ,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     

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传播、承祧与流变

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空前繁荣,三论、天台、禅宗、律宗、华严等宗派林立,广为传播;大德高僧云集,翻译著述成风,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佛学著作;寺院遍布州郡,表现为僧与士、佛教与诗歌交相辉映的禅林诗境,以致在佛教传播趋于式微的宋元时期,绍兴佛教仍得益于隋唐繁荣的余晖与南宋陪都的优势,一枝独秀,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并呈现出佛寺与朝廷宗室关系密切,佛教寺产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社会化世俗化倾向逐渐抬头等趋势。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兴盛、承祧和流变,既源于中国佛教传播的大背景和绍兴特殊的地域优势,又和该地区的历史积淀、民风民俗相关。绍兴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形成、发展与流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略论汉唐佛教的民俗化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汉唐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隋唐时期佛教本身已成为隋唐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融透过程中,从信仰样态上来看,经历了观音信仰、弥陀信仰的民俗化诸过程乃至向民众生活领域民俗化过程;从特征上来看,佛教民俗化表现了泛神性、兼融性、简约性等特点;从宗教的社会作用上来看,其功效是显著的,表现为由外向内、由低向高的社会功效方面。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与军事关系研究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佛教盛行,佛教教徒也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在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与军事关系逐渐密切,充分反映了敦煌地区佛教社会化的特点。本文主要从敦煌地区军事阶层(将领、士卒)与佛教信仰的关系作为出发点,讨论了他们信仰佛教的目的、方式以及信仰的对象。在文章的末尾讨论了敦煌地区的佛教文学与边塞文学中的军事文学之间的一些关系。     

论六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造像记:隋唐民众佛教信仰初探

隋唐时期佛教造像之风遍及全国,造像记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生活的重要资料。通过对造像记的统计分析可以得知参与造像的人群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女性造像者尤为突出;造像有多种组织形式,家庭组织参与佛事活动成为风气;造像大致分布在河南、山东、四川等十个省,四川是唐后期重要的造像地域。发愿文显示民众关注的核心是家庭的幸福和亲人的安康,关心的是世俗的生活,这是隋唐民众实用主义信仰特点的体现。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汉语佛教成语中的佛学智慧探析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语佛教成语正是两种文化——梵、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汉语佛教成语已成为我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学作品中,影响着其它文化形态。它蕴涵着丰富的佛学智慧和人生哲理,指导我们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渊博的学识智慧、正确的处世原则和真诚的警策规劝等。     

汉译佛典与杜诗语汇

隋唐时代,为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时期.此时的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词新义剧增.本文以杜诗为对象,从中爬梳佛教语汇及受佛教儒染刻烙的本土语汇,以大量实证材料,进一步印证汉译佛典是隋唐语汇发生剧变的重要媒体.     

儒学重构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启示

宋明理学是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的产物。这一文化融合模式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在于吸收现时代的先进文化,对自身的形式和义理进行现代化的重构。     

论梁漱溟对西方政治概念的解读

理性、自由、平等等西方政治概念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但这并不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接受它们的直接理由。因而,用可被理解的方式将它们表述出来,让中国人能够认可便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梁漱溟以文化言说政治,给出了独辟蹊径的诠释：籍佛家唯识理论辨析理智与理性;以儒家伦理思想解释平等与自由。梁氏将佛学、儒学及西学知识三者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他解读西方政治概念的主要特色。     

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唐宋之际形成绵延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儒家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文化素养的提升

国学经典凝聚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智慧,传承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国学经典的核心思想是儒道佛三家思想。我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家经典的教育活动可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可以使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等思想内化为大学生的精神品质。     

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

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在前秦、后秦的相继统治下,出现了一个佛教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罽宾来华僧人在毗昙学(以说一切有部经、律、论为主)的传译方面出力极大,对汉地洞悉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弘法的高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