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王昶的词学思想尽管来源于朱彝尊等早期浙派词学家,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词学家个人性格、身份等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对"雅"的含义的理解、对雅词创作的环境要求、对词的功能定位的认识以及其他一些创作的细节上.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对词创作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社会统治意识对词学领域的渗透.这种差异性虽然以王昶等词学家个人的词论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是中期浙派理论在乾隆年间的新变.     

曹溶词学观及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新探

通过词体观、新变观与南北宋之宗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曹溶、顾贞观与朱彝尊的词论,在强调词体的抒情特性方面三人观点较为一致。三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曹溶、顾贞观提倡性灵,而朱彝尊独尊南宋姜张的醇雅风格：曹浴、顾贞观学词偏向北宋,朱彝尊主张学南未。三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一致,朱彝尊词学观前后变化较大,受曹溶影响仅在其词学的前期,曹溶词学对浙西词派理论没有直接的影响。     

浙西称派与"拟补题唱和"

对于《词综》的编撰、《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拟补题唱和的发生与浙西称派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本文认为,康熙十二年,朱彝尊舍馆京师宣武门编辑《词综》是浙派形成的重要起点,康熙十七年,《词综》的编撰竣工标志着浙派正式形成。《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成书是在编撰《词综》的影响下发生的,只是浙派部分成员作品的结集,成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既无尊体意识、也未提出词学主张,不具备一部词选的功能,不能作为浙派树帜的标志。《乐府补题》集中体现了浙派醇雅的词学追求,拟补题唱和正是在浙派词学追求影响下发生的,主要是词学内部因素运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拟补题唱和与浙派后期脱离现实的咏物词风等同起来,也不能一般性地将拟补题唱和看作是浙派形成的标志。     

试论朱彝尊词学理论的成就及意义

朱彝尊是浙西词派的领袖,也是一个卓有建树的词学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词学新见:学习南宋风格,以姜(夔)、张(炎)为宗,倡导雅正规范,构筑了系统的词学批评理论,奠定了浙西派的词学理论基础.朱彝尊的词论批评具有反拨明代词学观念的性质,有极强的针对性.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之后,清代词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并强化自己的特质,终于...     

南北宋之争与清代浙西词派的发展演进

南北宋之争肇因于词家振衰起敝的共同意识,是清代词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浙西词派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相关探讨贯穿了浙西词派的发展历程:为反拨明代"花草"词风,朱彝尊提出宗尚南宋,正式开启南北宋之争,除南宋雅词一系外,南宋豪放词也曾是其推尊对象;厉鹗在朱彝尊的基础上丰富了争论的内涵并提出南北宗之争的概念,借此将豪放词剔除出宗尚序列;浙派后期词家对南北宋之争进行弥缝补苴,王昶提出诗教意旨作为衡量词格高下的标准,吴锡麒则借用明人正变说以变革厉鹗南北宗概念,在宗尚序列中加入了北宋婉约词;郭麐则在宗尚南宋雅词前提下,规避了界化南北的词风分判。姜夔被浙西词派词人赋予词圣的地位,以与常州词派所推尊的周邦彦相对立,成为南北宋之争中的一个理论节点,反映了浙西词派的新发展及与常州词派在理论内核上的逐步趋同。南北宋之争也是考察清代词学的一个关键点,该争论与清代词坛各种思潮皆有互动关系,并参与了整个清代词学的建构。     

《云韶集》与陈廷焯初期的词学思想

陈廷焯学习填词,经历了一个由喜写艳词到崇尚醇雅的过程,接受了朱彝尊以雅为尚的审美观念,还仿照《词综》的体例编选了一部历代词选———《云韶集》,但在宗南宗北及师法对象等方面修正了浙派词学过于偏激的提法,这正是他后期词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契机。     

朱彝尊与宋代词选本

朱彝尊在宋代词选本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词学观念出发或对宋代词选本进行揄扬、批判,或从中借鉴,把宋代词选本作为伸张自己和浙西词派词学观念的理论武器。凸显朱彝尊在宋代词选本于清代传播接受史上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出仕清廷对朱彝尊文学创作的影响

朱彝尊是清初文坛一流大家,作为诗人他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作为词人他是浙西词派宗主。出仕清廷是朱彝尊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选择,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中重要的转折点。出仕清廷对朱彝尊的诗、词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仕后,朱彝尊的诗歌风格发生巨大转变,与此同时,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逐步形成。     

论朱彝尊与厉鹗对雅词理论的贡献

朱彝尊和厉鹗对雅词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朱彝尊在内容上充实张炎的"骚雅"理论,厉鹗阐发"雅正"的内涵,使雅词标准的理论趋于完备;朱彝尊沟通了词之婉曲本色与士人抒发情志之间的关系,揭示词的美感特质,激发后人用词来抒情言志,厉鹗用更多评论实例强调词"兴寄寓托"的抒情功能;厉鹗对南宋雅词审美特征的论述比朱彝尊多,尤其是将"清空"风格进行具体化描述,明确雅词的艺术风貌,为后人学习和模仿树立典范。他们的理论对浙西词派的兴起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欧阳修之辩证文论观

欧阳修,文学创作成就斐然,诗、词、文章皆具极高造诣;他全面而辩证的思维,集成了前人文论的精华,加以改善,建立了自身完整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分为三个层次:重道亦重文,其道纯实充于内,又外而生发出辉光之文;辩证文道观指导下,合理看待古文与时文;文学创作上对文学理论主张的切实践行,引导着当时文风的健康发展。     

论苏轼的词学观

苏轼的词学观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且有所变化。前期,即通判杭州以前,他认为诗词有别,由于积极的参政意识,他把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文创作上;后期,即通判杭州以后,他开始接触词体,并大量创作词作,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词体的看法,认为诗词一体,开创豪放词风,提倡清丽雅致之词,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词学观。     

“黍离之悲”的余味——读姜夔《扬州慢》一词兼论其词风

姜夔词清空峭拔 ,幽邃秀美 ,音律和谐精密。于南宋词坛别开家门 ,影响深远。本词采用今昔交织、对比反衬及虚笔勾勒等手法 ,善于化实为虚 ,寄托深沉的家国之恨。艺术上别具特色 ,是姜夔感怀国事、痛伤时事的现实主义名篇 ,也是他词论的杰出实践。为历代词人抒发“黍离之悲”而富有余味的罕有佳作     

周邦彦词的思想内涵简析

周邦彦在宋词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词题材广泛,意蕴深厚。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作品作了简要的评析。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论孙绰的文学贡献

孙绰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精通诗、赋等多种文体,其后期玄言诗由玄理转向玄境,推动了中国诗歌意境的发展;其山水诗赋、模拟民歌之作对南朝山水诗、宫体诗等诗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他的文学思想对南朝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论沈约文学活动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之际的著名诗人和文坛领袖 ,其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提励文学新人、参与文学集团与倡导以“三易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思想四个方面。他所提倡的“四声” ,引起了声律说的广泛流行 ;求真向俗的文学思想更在当时起到了革除晋宋诗歌生涩僵硬的弊端的作用 ;而这种文学思想却又导致了后代诗人对沈约的批评与冷落。     

晏殊词之“及时行乐”主题初探

晏殊是宋初著名宰相词人,"及时行乐"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都有涉及的文学主题。在考察晏殊词学创作之时,发现晏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几乎可以目之为表达晏殊文学思想的一个符号,它承续了前代以来指向内心诗酒声色之欲的特点,反映了在广袤的时间面前对生死的忧惧;同时也表达了晏殊在有限的人生和变化无常的政治生活中,寄情山水自然,为找到安顿内心的路径而进行的深刻反思,研究晏殊词中的"及时行乐"主题,对于理解晏殊的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在限制中自由--论李健吾对古代文论的承传与转化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生成得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厚滋养并进行有机转化,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中尚需深入的部分.李健吾作者中心论的批评观导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言志"的文学观,自我潜入的批评策略则秉承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正是依凭着中国古代文论扎实的本土资源与对西方文论的圆融汇通,李健吾文学批评获得了自由高蹈的独特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