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蕊夫人《宫词》作者的再探讨——与曾大兴先生商榷

花蕊夫人《宫词》是五代时的名作。关于其作者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大体认定为后蜀孟昶之妃所作。近日有幸拜读曾大兴先生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的《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一文(以下省称曾文),获益匪浅,但该文的一些论点及相关论述,似还有可商榷之处。现将拙见论述如下,以就教于曾先生及学界贤哲。一、关于《宫词》的作者曾文称,浦江清先生通过《宫词》中的一首词,发现了“孟昶妃说”的一个破绽。词云:“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满殿香花争供养,内园先占得铺陈。”浦先生根据张唐英《蜀梼杌》卷二《前…     

关于《东门行》的校刊问题——与王季思先生商榷

《光明日报·文学》第165期,发表了王季思先生《不要以误传误》一文。文中强调指出:“必须认真考查第一手的资料”,并指出应当正确地运用校刊、考证和句读等整理古书的方法。这些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当前清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来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对文中所谈汉代乐府《东门行》的校刊问题,笔者却持有不同看法,拟略叙管见,以就教于王先生和广大读者。     

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兼与《为文艺正名》作者商榷

今年第四期《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文艺正名》的评论员文章,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给予了尖锐地批判。文章认为,“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个共同性问题,这就是文艺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其原因,“就是创作者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仅仅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文章在分析批评中,还把“工具”说认定是“四人帮”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因此,文章认为,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就必须彻底批判“工具”说。     

关于《墨群》作者问题──和台湾师范大学李渔叔教授商榷

关于《墨群》作者问题──和台湾师范大学李渔叔教授商榷陈孟麟台湾师范大学李渔叔教授１９６８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墨辩新注》，书中附载《墨经真伪考》一文，读后获益匪浅。李先生博闻广识，至感钦佩。关于墨经作者问题，李先生文章归结为：“从名墨两派主张，与公孙龙著...     

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人民性的问题——与白寿彝先生商榷

白寿彝先生著《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一文(《学步集》),分《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马端临史论的科学因素》、《马端临史论的人民性》三大节阐述。因为《通考》是一部巨大的著作,不便在这一篇文章里进行全面性的讨论,兹且就《通考》人民性的一个问题,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来和白先生商榷。白先生说:“马端临的史论”,“表达出一定的人民性”,“有高贵的民族正义感”,“在没人敢大声儿咳嗽的元代”,“敢于作对现实的抗议”。这种说法,我尚不便同意。     

关于《诗经》的编者——与许廷桂先生商榷

文章就许廷桂《〈诗经〉编者新说》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许说《诗经》系“宣王肇始,平王编成”缺乏依据。《诗经》中为数不少的作品,分明产生在平王之后,孔子补编亦难自圆其说;“季札观乐”对史料有拣择、虚拟,不能据此认定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诗》的定本而否定孔子删《诗》。许说《诗》乐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也与史实不合。我国古代音乐发达很早,并非长期与诗、舞纠结而存在,《诗》被采合乐只是其中部分篇什。     

从署名方式看《醒世姻缘传》作者问题——兼与王立鹏先生商榷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王立鹏先生从"辑著"的署名方式认为<醒世姻缘传>是由多个作者"集体创作"的,从主要人物、故事架构等角度来看,此说不能成立.但王立鹏先生对"辑著"这一署名方式的关注值得肯定,"辑著"表明<醒世姻缘传>"有所据而作".而胡适"<醒世姻缘传>改编自<江城>"的说法在逻辑上有欠周密.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关于《图书分类浅说》中的几个问题——和刘国钧先生商榷

刘国鈞先生的《图书分类浅说》是为了解答各图書館在使用《中小型图书馆图書分类表》时所遇到一些問題的一篇较有系統的著述。它以淺显的文字解答了图書分类某些問題以及某些在使用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无疑的是具有一定实际指导意义的。《淺說》对問题的解答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的:既有联系,又有系统,而且有时列举例证,确是下过一番功夫,是值得称道的。它初步的滿足了使用《中小型表》某些方面的要求。只是,刘先生的解答,在若干地方似乎存在着一些問題,是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商討的。現分三个方面来提出。     

关于《中国文学史》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由于教学需要,最近学习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宋代诗词部分。十年动乱之余,乍睹鸿制,如入玉山策府,快何如之!现对其中几处引文,提出商榷意见。中册377页: 史容说他(指黄山谷——笔者注)“以今     

关于《西游记》中《圣教序》校勘的几点看法——兼和封其灿先生商榷

在阐述《西游记》版本校勘意义的基础上,对封其灿先生的《〈圣教序〉在〈西游记〉中错误百出》一文提出了商榷,认为从指导思想上明确小说不是史料,校勘应遵从版本,比勘其文字、篇籍的异同,纠正讹误,力求接近真相是校勘的基本态度.在此基础上,针对封文指出的《西游记》中所引用的《圣教序》的“错误”进行了探讨.     

12.30事件与国民党问题的辨析——兼与台湾《东北党务辑要》作者栗直先生商榷

1931年至1945年东北沦为殖民地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抗日组织和人民进行过多次大镇压,发生在1941年12月30日的12.30事件即是其中之一。关于12.30事件镇压的是那个、或那几个抗日组织的问题,多年来说法不一。笔者有幸拜读台湾栗直先生大作——《东北党务辑要》,其论据虽有不同。但12.30事件所镇压的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结论,却与大陆原国民党有关人士的说法相一至。现在根据多年来搜集到的有关日伪档案资料和有关当事人的口碑,对这一问题提出如下粗浅看法,意在参与讨论。     

对《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一文的看法——与郎峻章先生商榷

引言 《吉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一九七九第一期发表了郎峻章先生的文章《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说,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各方面的语法工作者在1955年至1956年曾进行过讨论。二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依然存在。不但各家主张有分歧,就是在一个教学小组里,教师的意见也不一致。这就给教学带来了不少的困难,甚至混乱。为了     

关于龔自珍的经济思想及其评价问题——与李时岳等先生商榷

龚自珍(1792——1841)生活在中国古代向近代过渡之际,其思想明显地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特点,即在旧的思想形式中蕴含着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仔细地研究与分析,就会看不到其中新的思想的闪光,从而对其缺乏中肯的评价。作为一个有志于改革的知识子分,龚自珍一生“贯穿百家,究心经世之务”,“思所以掸简经术,通古近,定民生”,所以,反映其“更法”“改图”主张的经济思想和方案应是龚自珍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龚自珍主要特点和贡献在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其实,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只是龚自珍提出改革方案前的一个必要步骤     

关于《中国革命史》第六章中两个观点的商榷

由12所院校编写、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史》,是我院政治学系本科班、大专班专业课使用的教材。该书优点很多,但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现就第六章中的两个观点谈谈个人的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该书第281页在阐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问题时,是这样表述的:     

关于姚合的籍贯问题——兼与吴企明先生商榷

中唐晚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姚合,据两《唐书》记载,他是河南陕州(今三门峡市)人。他的传在两《唐书》中都附在《姚崇传》后,说他是姚崇的玄孙。姚崇史书定为河南陕州人、姚合为其后代,当然也应系籍于陕州。吴企明先生在他的《〈全唐诗·姚合传〉订补》中说他实是吴兴人。不只郡望属吴兴,籍贯也当属吴兴。这样,姚合的籍贯也就成了问题。     

谈《卜居》《渔父》的创作权问题——与马茂元先生商榷

《卜居》和《渔父》,旧题为屈原所作。但自清代大怀疑家崔述以来,好多研究者却认为这是先秦楚人之作,马茂元先生便持这一观点。 马先生在他所著《楚辞选·卜居》的题解中,首先否定了旧题之说,然后引用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一段文字[注]作证,说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不过他只同意了崔氏“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的论点,而对其论据的理     

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与傅璇琮先生商榷

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一文,对顾况的生平考论甚详,但有一些论点似尚可疑。故作此文,以就正于傅先生及关心、研究顾况的同志们。一、顾况的生卒年傅文否定了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定顾况生卒年为727—815年的论断。因为“遍查有关史籍可以确定闻说之所本的……一是所传镇江焦山的《瘗鹤铭》,一是唐皇甫湜《顾况诗集序》”。这两条史     

在《资本论》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和《要用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一文商榷

恩格斯曾经讲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见解,不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方法”。①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精辟的概括和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指示。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结晶。因此,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