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以时间标准划分的抽象行政行为

从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出发,探究抽象行政行为的起源、内涵与外延,结合国外抽象行政行为的研究及我国现有国情,比较现有抽象行政行为规定之优劣。在分析抽象行政行为的本质之后,提出抽象行政行为实质是政府以行政行为的方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手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时间标准界定为主,范围标准界定为辅的抽象行政行为划分标准,以期明确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标准,减少法律模糊与肆意的主观判断,将法律的核心关注从内容转向程序,促进程序主义的发展,并为将来抽象行政行为的治理留下前置性的时间空间。     

关于我国法院管辖范围问题的探讨

从法治的角度看,我国法院管辖范围的欠缺是：法院不管辖宪法案件和抽象行政行为。法院不管辖宪法案件,宪法中的民主、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法制的尊严和统一性等就得不到充分的司法保障;仅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困难很多,监督难以落到实处。法院不管辖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就成为法律灰区,枉法行政和腐败现象也从而滋长。实际上我国宪法已经为法院管辖宪法案件和抽象行政行为提供了足够的依据,为了弥补我国法院管辖范围的欠缺,可采取以下两项措施：一、由全国人大通过专门立法,授权法院管辖宪法案件,同时确立法院管辖宪法案件的具体形式和程序;二、由全国人大修改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废除其中有关排除法院管辖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转而明确规定一切行政行为均应接受司法管辖。这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试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及其多维度监督

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我国学术界的争议较大,但无论是抽象行政行为自身的特点还是转型期我国的特殊国情,都决定了目前我国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要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在现有框架内建立和完善多维度的监督制度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

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应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为了保证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和法律约束,必须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确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问题探讨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最早是学术上的研究。在法国类似的分类为“普遍性的行为和具体的行为” ,我国借鉴了法国学者的这种划分。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就成为法律术语。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能成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对象 ,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则无权审查。由于牵涉到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就成为行政法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 ,至今理论界观点不一。一、当前理论界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与概念界定的主要观点对抽…     

论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抽象行政行为是当今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由于理论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认识不同,当代中国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一直未将抽象行政行为列入受案范围,造成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不够完善。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提出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缺乏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因此,完善与发展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的任务迫在眉睫。     

论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

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越来越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并日益受到人们的审视。引起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的原因是抽象行政行为体系混杂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乏力,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主体与民争利和行政体系内对部门利益维系的要求。要遏止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必须科学地设置行政主体行政立法和制定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限,加强行政立法规划和对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的评估,将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探索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的国家赔偿制度。     

关于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豁免问题

抽象行政行为是当前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中的薄弱环节,必须认真研究,妥善解决。在这个问题 上既要澄清那种轻率否定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监督的错误认识,又要看到目前我国对抽象行 政行为全面进行司法审查监督,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出 发,并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既不应对抽象行政行为全部实行司法豁免,也不应全部解除司法豁 免,对这方面的司法豁免应仅限于行政法规形式的抽象行政行为。为此,建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并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专门机构,强化对行政法规的监督。在近期,可采取以下两项救济措施：一是建立法 院向人大常委会的专项书面报告制度;二是建立法院向行政机关的专项司法建议制度。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之探讨

抽象行政行为是当今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的手段。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正是一个国家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由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因此“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似乎已成为一种牢固的观念,而这种立法体例的缺陷也日渐明显: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定程序使相对人获得救济。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入手,结合现存的几种监督机制的弊端,论证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之必然性及对其进行司法审查…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由孙志刚案引发的行政法问题思考

抽象行政行为因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督而导致行政和司法实践问题丛生.惟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接受司法审查,才能健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进而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构建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随着我国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抽象行政行为的数量急剧增多。但是,由于其他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之进行司法审查已大势所趋。在此前提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便迫在眉睫。     

论物权行为抽象原则与交易的安全和公正

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所保护的是连环交易中的交易安全。无论是从实际效果考察,还是从理论圆满性上分析,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和善意取得制度在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上,都不如抽象原则更具优势。抽象原则的适用多数情况下不会给出卖人造成不利益,即使某些情况下给出卖人造成了不利益,也并不必定意味着不公正。整体而言,抽象原则的适用基本无违交易的公正。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浅析行政听证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监督乏力的现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的特点。有必要将行政听证制度引入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本文着重进行行政听证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分析，并阐述其对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意义。     

传统经济体制为什么是低效的─—从人的行为的基本规定出发的思考

传统经济体制为什么是低效的─—从人的行为的基本规定出发的思考李义平本文从人的基本行为规定出发，更为深入地剖析传统经济体制的低效性成因。一、必要的人的行为假设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试图从大量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中，抽象出一般的人的行为规则，即必要的人的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法理分析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对行政诉讼目的的定位决定了受案范围的狭隘性，本文认为对行政诉讼目的应定位于“监督说”，并在该目的指引下赋予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法的正当性是法的内在权威的主要源泉，是评价法的外在效力的标准，因此，不正当的抽象行政行为应赋予其可诉性。同时，赋予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是保障司法独立的需要。     

试论政府的管制成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影响

政府在对经济、社会的管制中必将产生成本,这些成本有些是直接的,而更多是间接的.抽象行政行为是政府管制的一个方面,它的实施与政府的管制成本之间也必然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府管制成本的分析,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讨论管制成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影响,并引用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作为例证.     

抽象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

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进行行政管理的活动，根据行政行为适用的对象是否特定，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依法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可以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决定、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只能适用一次的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已经为我国法律所确定。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在立法上和理论上则没有。笔者认为，抽象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可诉世。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     

行政行为模式:类型及要素界定

行政行为模式是体系化的行政协调方式的抽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行政模式赋予行政行为不同的责任结构,并采取与之相适用的行政协调机制来实现。变化的社会结构、行政组织结构、行政人格和行政心态,与行政行为的判断类型、判断标准、责任结构和协调机制相互作用,推动了行政行为模式的演变。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行政行为模式从服从行政行为模式演变为协作行政行为模式。后工业化过程中,将逐渐形成与服务型政府建设所需要的新行政行为模式——合作行政行为模式。     

京津冀都市圈管治中政府间行为博弈分析

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在分析京津冀都市圈政府行为博弈背景的基础上,将京津冀都市圈管治中的政府间行为关系抽象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关系,通过建立相应的博弈分析模型,得出各级政府在博弈的不同阶段的最适策略选择,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