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愿类俗赋举要(二)

俗赋除了具有铺写、用韵、虚拟等赋体特征之外,又兼有浅近、诙谐、实用等的俗文学性质。依俗赋的特质,可将其分为祈愿、诙谐、故事寓言、隐语、认知、铺叙、论辩等类。祈愿类俗赋有驱傩辞、上梁文、撒帐辞等民俗应用文。祈愿类的俗赋含有基层民众的生活愿望,表现出铺排的文学效果,兼具有民俗研究与文学欣赏的价值。     

汉代俗赋中的士不遇情结

赋作为汉一代之文学以其浩大的气魄、广博的内容、繁富华美的文字给后人留下惊世绝艳的印象。汉代的一些涉及京都、郊祀、畋猎等题材的赋作更是以＂骋辞＂而著称。但是俗赋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赋别样风格：诙谐浅白、幽默风趣。本文分析了产生士不遇情结的各种原因,并且认为汉代俗赋以不同寻常的构思方式和诙谐浅白的语言阐释了士不遇这一古老主题。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龙绍讷之竹枝辞及其文化性格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龙绍讷遗留竹枝辞11首,其主要内容包括风土民俗、官场腐败、家庭生产生活和关怀人民疾苦等内容。龙绍讷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即有着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性格特征。     

论谢灵运相和歌辞的音乐文学特征

本文阐述谢灵运相和歌辞的音乐文学特征。第一部分论述南朝前期相和音乐的流行情况以及谢灵运接触到这些音乐并为之写作歌辞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主要分析谢灵运各篇相和作品本身的句式结构所体现出的特殊的音乐要求,证明这些歌辞应当具有实际的音乐功能;第三部分则论析这批作品作为入乐歌辞而不同于徒诗作品的特定艺术风貌,并提出关于诗乐结合这一创作方式对诗歌艺术之特殊要求的若干思考。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性——《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之二

《周易》作为中国重要的元典之一,在整个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一方面《周易》对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诸方面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卦爻辞的文学性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大量的成果存在。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周易》卦爻辞的语言、音韵特点,文体特点,文学表现手法、技巧以及《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等几方面展开的。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前诗:《易经》卦爻辞的文学因素

在文化本质上,《易经》卦爻辞是用于占筮的筮辞,不是中国诗歌的成熟文本,但它因为运用某些赋、比、兴的"立象"手法,具有"前诗"即"诗歌之前的诗歌"的文学因素。本文对有的学人所谓《易经》卦爻辞"隐藏着一部比《诗经》还古老的诗集"〔1〕的看法提出商榷性意见。     

论比喻的重新分类

传统的比喻的分类法是不科学的，一味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概念———辞式，辞式是辞格下面所划分的类型。辞式概念的确立，有利于修辞学建设，有利于澄清当前把辞格、辞式混为一谈的混乱现象，也有利于本文阐述比喻重新分类的问题。然后笔者认为比喻共有六个要素，它们是：本体、喻体、相似性、本体部分特征、喻体部分特征、相异性。这样，我们根据本、喻二体的隐现，将比喻分为两个辞式：明喻与借喻。根据比喻的六要素中的四个要素的隐现，明喻有四明喻、三明喻、二明喻等小类，借喻有单借喻、复借喻等小类，这些小类各有不同的修辞效果     

论中古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

乐府歌辞的原生态状况,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乐府歌辞的音乐性结构,如解、辞、声、艳、趋、乱、正曲、和、送等,正因为音乐性结构,乐府歌辞多有拼凑与分割的情况,其创作构成与诗不一样。其二,民间乐府歌辞被采入乐府,或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此为本辞;但本辞在演唱时,往往要经过乐工加工,这是乐奏辞,不可将二者混淆,二者的差异既体...     

论秦代颂体

秦代颂体文学成就体现在李斯七篇刻石文上。总体而言,其文体制上承西周《诗经》雅颂及先秦《石鼓文》,内容上皆颂扬先祖、帝王功业,“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文辞典雅,但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之以求实重实的法家辞气——语言通俗简洁,风格浑朴古质而清峻峭悍、强健有力,从而自成一家,这在颂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刻石文所体现的专制主义统治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祝辞本为祭祀活动中祝福求福之辞。先秦的祝辞主要有祈祷辞、嘏辞和贺辞等。祈祷辞是祭祀仪式上人对神的赞美和要求,常规祭祀所用的祈祷辞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式和套语。嘏辞是祭祀中神尸给主祭者的致福,由祝官来传达。嘏辞多用第二人称"尔",表示赐福给你。贺辞是人对人的祝福,本质上是嘏辞的世俗化。先秦时的这三种祝辞都沿用四言韵文的传统形式,虽然发生的典礼仪式和针对的对象各不相同,但内容与形式大体相似。     

论《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公羊传》通过《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阐释《春秋》之义。《春秋》之辞、辞序、笔削、书法具有两个意义层次:表层义与深层义。表层义与深层义有一段距离而形成意义的“间距化”,故很难通过表层义理解深层义。《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一是表层义与深层义的“间距化”,为《公羊传》发挥其主观思想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二是一般书法与书法之变的对立统一,为《公羊传》解释《春秋》带来较大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周易》卦爻辞中的文学体式初探

《周易》卦爻辞蕴藏着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体式(诗歌、寓言、散文、小说)在《诗经》之前的《周易》卦爻辞中已开始孕育并趋向成熟。     

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法藏敦煌藏文佛典《百拜祈愿文》研究——兼论佛教初传吐蕃的传说

《百拜祈愿文》在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中多有保存,而且这些写本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类。敦煌写本和收入《甘珠尔》中的《百拜满愿文》相比,敦煌写本P．T98V号与《甘珠尔》本最为接近,敦煌P．T22号写本类未传至后世。从内容和结构看,《百拜祈愿文》应属于祈愿类佛教文献,而传统的藏文佛典目录中将其列为佛经。藏文史书中有关《百拜祈愿文》的传说尚无佐证,应是后世的虚构。     

对殷墟甲骨刻辞中“雨不雨”、“雨不”的考察

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反复问句。“雨不雨”、“雨不”实际上分属命辞和验辞     

殷墟甲骨“告”类刻辞考论

殷墟甲骨中屡见"告"类刻辞,其内容大体可分为王告神祖、臣属告王、王告臣属三类,具有较鲜明的文体特征。通过从应用场合、施动身份、所告对象三个不同角度考察殷墟甲骨中存在的"告"类刻辞,可以发现后世之上行公文和下行公文在殷商时期即已萌芽并有所表现。     

浅谈《论语》中的复叠现象

复叠辞格包括复辞和叠字两种基本形式。《论语》中的复辞主要有三类:借用判断词;抽换词面;使用通假字以及名词、形容词的活用。叠字主要有词的叠加和句子的叠加两类。在《论语》中,复辞主要用于说理,叠字主要用于描摹情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