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重新拥抱文化传统

重新拥抱文化传统,就必须首先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性,使文化问题屈从于政治的激进主义,从而使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思想在现代世界的表述中被遮蔽了。在现代世界中,要重新拥抱中国文化传统,有双重任务,一是需要获取文化传统的现代的"合理性形式",从而展示其普遍意义;二是需要明了文化传统之于现代性社会的规范性意义。通过这两个层面的重新定位,再次拥抱自身的文化传统才能成为现实。     

评现代中国的文化重构论

文章对现代中国历史上保皇派的开明专制论、崇洋派的全盘西化论、保守派的东方文化救世论、马列派的科学民主文化观这四种文化重构论进行了评述,并分析了现代中国文化重构思潮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文章认为。现代中国的文化重构思潮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今天,重新审视现代中国的文化重构论,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美与真、善的关系看近现代哲学的审美自觉

近现代哲学的审美自觉是西方哲学理论走向深化的重要标志.对审美问题的自觉观照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哲学的理论情趣问题,在生存论的意义上,近现代哲学的审美自觉蕴涵着时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和境界,即美的生存方式和境界的自觉,这一自觉有利于哲学克服科学和宗教等文化形式对人的存在的贬损,在对人的存在的召唤、呵护和守望中确证自身的合法性和文化价值.     

科学的限度与人文—信仰的空间

本文试图从人本身的先验存在出发澄清“数理科学”、人文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区分与关系 ,并且给出这种区分的根据 ;在此基础上认为 ,数理科学的界限是它本身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所具有的客观限度 ,而不是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设定 ,确认这种限度绝不是意味着为科学的发展设置界限 ,而是表明我们必需真正面对数理科学无法解决的那些领域和问题 ;而倡导人文精神也绝不是要人文科学与数理科学争地盘 ,而在于让人文科学回到它本应在的位置上 ,即向绝对意义开放的独立、自由的科学     

关注人文科学在当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中,要高度重视人文科学的繁荣发展。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人文科学有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文科学(the H um anities)是研究与人类和人类文化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的科学。这一宽泛的定义,既表明了它的研究领域始终不会脱离人类文明、文化传统和文化建设,同时也说明了它的涵盖面极广,凡与人类文明和文化建设有关的问题,可能都是它关注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化问题等,虽然本身并不完全属于人文学科范围的…     

“公民伦理”建设的深层困境与当代主题——人性幽暗、“公德焦虑症”与道德化生存凝思

文化直接关涉伦理。文化无论就其作为本体论生成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还是从其实践论意义上的"人的生存样式或活法",以及最为功能论意义上的人对生存环境的应对方式和策略等,都离不开相应的伦理规制,合理的伦理规制保证了文化演进的方向;公民伦理的思考离不开文化自觉。现代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公民文化,与之相适应,其伦理规制形态就只能是公民伦理。公民伦理的价值目标是公民普遍的"公德意识"与"公德信仰"的养成,其能否实现,直接取决于优良的以公共性为核心价值目标的社群共同体的创建。     

哲学作为理性自觉意识——建立现代意义论哲学论纲

哲学是什么?这是每个时代都在重新思考的课题。在古代,哲学是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科学纷纷独立,意识形态理论也与之分离,哲学的地盘日益缩小,它的存在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分析哲学声称传统哲学已经死亡,哲学只是进行命题分析的科学方法,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也一反传统,建立了以生存的意义为本体的价值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样面临着现代发展的课题,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地位也动摇了。围绕哲学对象、哲学基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重体系等基本理论展开了争论。总之,哲学面临着科学高度发达、人的价值问题突出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挑战,它失去了传统的说明世界的功能,而又肩负起阐释人类生存的意义的新的职能。所以,哲学的前景不是消亡,而是走向现代意义论哲学。     

社会人文科学的某些方法论特点

社会人文科学,在广义上是反映社会生活及其规律性、人们的活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科学研究领域。社会人文科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的重要特点在于主体对所研究客体的参予性。马克思曾指出,对社会过程的认识“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都是既定的。”因此在社会科学面前,除必须研究客观过程及其规律之外,还有一项自身特有的解释人的主观世界、社     

人文科学和理解

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人的世界.并且不是从人的物质性着眼,而是从人的主观性、意识和文化着眼进行研究.这里是主体认识主体.必须同主体对话,才能认识其主观世界、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价值范畴和意义范畴是认识人的存在的内在属性的必要前提.人不可能在不理解存在的意义的情况下去生活和创造,因此,人文科学不仅是对存在的经验表现所作的说明,而是要揭示和论证存在的意义.然而,任何意识活动和文化现象如果离开价值,都是不可理解的.所以由事实过渡到意义,由事物过渡到价值,由反映过渡到理解,便是人文科学形成的前提.事实上任何一项人文科学研究都与价值意义结构有直接关系.     

Contemporary myth and it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现代社会的实用理性和科技发展共同终结了古典神话,将之送入精神文化的历史博物馆。然而,神话思维和神话意识则共时性地隐匿于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对文明和文化依然施加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神话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里,演变为一种当代意义的神话形式,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心理功能和扮演着意识活动与形态助产士的角色。当代神话的典型表现是科技神话、消费神话、英雄神话等样式。它承袭了传统神话的符号和结构形式而又有所发展和变异,尤其是借助于科技手段,它获得了更广泛、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迅捷密集的传播方式,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维关系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文化空间中纵横不同的两个维度。前者是以理智为主导的实证性文化,侧重理性思维;后者是以直觉为主导的非实证性文化,侧重感性思维。尽管客体差异及运作规律不同,致使主体思维方式与认识方法不同,但在文化体系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整体中,却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依靠科学技术诞生的物质成果越来越依赖于人文文化,人文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物质世界;科学的社会建制体现了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科学文化的制度层面渗透了人文因子,并体现着人文文化的要求;科学精神不仅求真,而且求善,人文精神不仅求善,往往与求真密切相关。二者都致力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人自身的完善,因此,促进二者的统一,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及可持续发展文化建设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化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关系表现为“分立”与“融合”。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又是现实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文化融合了科学与人文的内涵,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营造了“科技人性化”的文化氛围,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文化向度。这就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可持续发展文化建设。     

反对统一性

威尔逊认为应该以大脑生物学为基准统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理由在于大脑生物学将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类一切意识和行为的最终解释。但是,普特南通过对计算机硬件—软件关系和人的大脑—心灵关系之间的类比指出,硬件语言和软件语言作为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都有其各自的应用语境,文章由此出发论证了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现实可以进行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有其各自的存在价值。因此,追求知识的统一是不必要的,而文化的多样性应受到保护。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Nations,National Cultures,and Natural Languag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Nations

This paper seeks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ology of nations, a literature that is only starting to carve out its pla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paper offer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nations” as “national cultures”, employing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a systemic framework in which “nations” are understood as cultural systems of a special kind. National cultures are intimately tied to natural languag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a national culture occurs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acquisition of a natural language. Acquiring a natural language is a prerequisite for learning other cultural systems (artefactual languages as well as other natural languages). National cultures function as metacultures. They are also the reference cultures for modern states and their citizens, a political dimension of nations tha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hough it will only be touched on in this paper. National cultur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type of cultural system today.     

试论网络技术的人文价值

科学技术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早已引起一些哲人的关注 ,随着科技发展的步伐日益加快 ,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也必然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网络技术的人文价值不仅表现在对人的物质生活发生了重要影响 ,还表现在它给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强烈冲击。网络技术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它对人的政治生活、思维方式、道德人格、思想文化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君毅文化哲学观综论

唐君毅主张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从形而上出发,从哲学的高度探索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以重建和发展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他将道德自我与文化相联系,强调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且为其分殊表现。道德自我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灵魂,成为唐君毅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心观念,贯穿于唐君毅的道德哲学、人文精神论、宗教观和人生论等整个文化活动之中,从而使得他的文化哲学体系涵摄了更为深广的内容。唐君毅的文化哲学观是一种超越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具有统摄中、西、印三系思想中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发展到现代阶段。     

＂Snow＇s Proposi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斯诺命题”提出了“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两种文化”发展中的困境问题。“斯诺命题”在积极意义上涉及提出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的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问题,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次文化”分裂和分离化倾向的问题。走跨学科之路是破解“斯诺命题”关键所在,其中特别要注重解决好学科研究和问题研究的结合、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的结合、学者的个人禀赋发挥、研究的社会导向和环境导向、研究的评价体制和机制优化等问题。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Logic： From the Viewpoint of Ethn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广义论证概念扩大了逻辑家族成员,使之包括现代文化之外其他文化的逻辑,对阿赞得（Azande）人的田野考察报告,以及中国古代逻辑和佛学逻辑的研究成果,从描述的角度为“逻辑相对于文化”这一命题提供事实根据;采用演绎论证作为元方法说明现代文化中的逻辑和其他文化的逻辑在现代文化中的译本具有文化相对性;借助民族志和历史学研究成果说明其他文化的逻辑本身也具有的文化相对性;通过语言博弈和生活形式概念说明作为元方法的演绎论证同样具有文化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