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家遗产名录评估体系的特色

由于在遗产保护和遗产研究方面的显著特色,澳大利亚遗产保护体系得到了普遍认可。文章以澳大利亚国家遗产名录的遗产地评估为例,介绍其遗产评估体系特色,如国家遗产评估程序,名录评估标准,影响国家遗产名录登录的要素等,以期为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一些借鉴。     

另一份遗产：民俗与“非遗”的历史交情

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民俗“内存”发生逻辑关系；而在世界遗产事业的历史中，这一关系也真切地表现出来。在UNESCO遗产事业的进程特别是推进过程中，民俗一直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我国的民俗一如“民俗”的本义，有自己的表述逻辑和知识谱系。在我国的遗产运动中，不仅要在“名录”上表现民俗学的成色，更要在脉理上体现民俗与遗产的学理逻辑，知识产权不失为历史的切入口。文章为此提供了一些相关档案材料。     

文化遗产“我与他”——法国的“关键”影响

著名的遗产学家劳拉简·史密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遗产都属于无形文化遗产1;据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世界上所有被称为"遗产"的都属于文化遗产。"非遗"当然在属之列。近代世界遗产之谓与"法国影响"甚大;无论遗产作为"关键词"抑或作为"事业",都有法国身影。中国正迎来文化复振,我们自有一整套遗产道法,只是需要探索;探索的前提需要了解别人。对于西式文化遗产的"话语"而言,我们属于"他者";对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体系而言,他们属于"他者"。中国古传的智慧告诉我们:"知己知彼"。是为理。本文既讲"人家的,"也讲"我们的。"     

保护世界遗产的新平台

截止 1 999年底 ,全世界 1 4 9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已有 631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我国已有 2 3处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的世界遗产仅占全世界遗产名录的 3.6% ,这与我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和崇高的国际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我国还将有也应有不少项目有待申报。而申报和管理世界遗产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很有必要作一次系统的介绍和总结。这就是撰写本文的目的     

消息也能成为课程资源

记得2004年的端午节前夕，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说韩国已将端午节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并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我国端午节由来地的岳阳市十分震惊，急忙表示要“捍卫我们的端午节”。《人民日报》也有报道说，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交流会上，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焦虑地说：“有着悠久历史的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国外申报成功，我们该有多么尴尬？”他指出，目前中国正加紧考虑将所有的传统节日打包，集体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第一段]     

武陵源砂岩峰林的个性美

1992年底，武陵源风景区以其独特的地质地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里的“地质地貌”主要指石英砂岩峰林。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石英砂岩峰林独特的美学个性主要表现在雄壮美、造型美、意境美、流动美和朴拙美五个方面。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问题上,无视中国的历史实际,抛弃中国历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歪曲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本身;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周公”,妄图打倒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篡权复辟.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拨乱反正,肃清流毒,解放思想,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还孔子的本来面貌,认真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从而激励我们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攀登科学文化高峰,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     

中国泰山的文化景观及法律保护

泰山为全国名山之冠,被《世界遗产名录》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泰山不愧为“天下第一名山”、中国历史文化名山,“泰山魂”是中华民族之魂。泰山遗产的商业价值不能过度使用,泰安市政府要为全人类保护泰山遗产。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世界遗产实施保护,要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对世界遗产实行强制性保护,要依据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文物遗产实施规范管护。     

侗族大歌申遗之研究——侗族大歌申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

本文作者以亲身经历着重介绍侗族大歌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2003年黎平县政府开展侗族大歌申请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工作,未获得成功;2005年开展侗族大歌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大歌入选了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下步申报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拿到了“通行证”;2008年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贵州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召集了侗文化专家到贵阳制作申报所需文本,贵州省电视台完成了影像的制作。文本与影像资料将于2008年9月25日上交国家文化部非遗中心,并报送到联合国初审合格。同时,阐释了侗族大歌的文化价值,保护传承侗族大歌的重要性,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以及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常识。     

基于传统村落存续分类现状的档案建设模式研究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留存的最大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与“母体文化”。我国自2012年起正式启动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评选工作，历经十载至2022年已有6批8 171个传统村落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然而，入选各级名录体系的传统村落保护现状也不尽相同，部分村落正陷入“空心化”“空巢化”窘境。为了更好地记录村落遗产，弥补“志不下县”的缺憾，传统村落档案的完善与整合工作势在必行。文章依据历史文化、选址格局、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生活5项指标制定传统村落存续分类的标准与依据，并划定不同等级村落类型，根据其特征对村落档案的建设模式进行研究。     

法律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活态保护初探

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保护价值。相较于近年来影响日盛的生产性保护方式,活态保护模式更契合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内在特质,更有利于其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建立青岛市优秀民间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机制对策研究

优秀民间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基因,它虽具有“根”文化的特质,但却并非强势文化,尤其在青岛这样现代时尚的滨海城市,由于种种原因制约与影响,一些传承了数百年的优秀民间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只有拥有成体系的民间文化传承人队伍,才能使该项民间文化遗产保持“活态传承”的状态。当前迫切需要为现有的优秀民间文化遗产建立活态传承机制。     

论楚国的“司马”

楚国的官制自成体系,与中原诸国官制迥然不同,甚至职官名称都异于中原诸国。只有“司马”例外,它是为数不多且与中原诸国职官名称相同的职官之一。因此,研究楚国“司马”的设置、职掌及其属官等情况,对于深入探讨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与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存在着理性相通之处,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更是对今天的统治者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得道”思想同样能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理性的反思。     

从“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的思想解放——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从＂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这一思想方法上的转向,恩格斯曾在其《自然辨证法》一书中考察过,并认为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认识规律,如今在对我国社会变革的认识过程中,在我们的思想上正在发生同样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比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更为艰难,因为它的阻力更大,然而这一思想解放过程对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它在过去的30年中已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应当继续用＂亦此亦彼＂的思想方法来认识和处理我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     

自组织理论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耿村故事的传承与保护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前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一个热门领域,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于保护主体这样一个前提性基础问题的探讨都严重不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成为难题。本文以自组织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依此提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三条理论假设,并运用耿村故事的传承与保护为个案对假设进行了经验验证,力图对当下和今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一些新的探讨与反思。     

广州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

黄埔古村-古港建筑文化遗产记载了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史,因自身文化价值的影响力使之部分保留至今。对其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大拆大建”行为及隐藏其中的各种片面利益关系。加大法制力度、承认私有产权,整治违章乱建房屋、保护建筑文化遗产,并赋予古村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旅游功能,方为名城保护工作的紧要任务。     

仪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基于长阳“撒叶儿嗬”保护的分析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撒叶儿嗬”的抢救与保护取得了重要成果。一向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长阳县在政府支持、法律保障、群众基础以及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略等方面均给予“撒叶儿嗬”保护以高度的重视和深切的关怀,成功申报了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且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资源服务于民族社会的发展。长阳以“撤叶儿嗬...     

试探“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的源起———兼论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性别理论的影响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史学者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的“公私二元批判理论”,目前该理论已成为我国现代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接受“公私二元论”的关键是“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的对应,二者之所以能对接起来,除了“二元划分”的形式契合这一原因,亦是我国性别理论的累积结果,关键步骤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秉承“家国同构”、“女正国治”的传统政治理念的同时,有意忽视女性传统的实际经济贡献和政治经济功能,将具有丰富政治含义的“内”转化成现代经济意义上的“非业”（非薪酬工作）;二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学者,在依照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不得不压制“个体家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独特重要性,从而使古代中国明显的宗族社会形态与该理论中的基础概念“个体家庭”并存不悖。这两笔性别理论的遗产,有可能是“公私”与“外内”对应的源起,亦是“公私二元论”成为我国性别研究“重要分析工具”的理论铺垫。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尚存在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根基,以“政府失灵”问题为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低效率的原因,并提出避免政府失灵的对策。在我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