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清廷的应对

晚清时期,河政与荒政这两项曾被国家高度重视的事务陷入了混乱,这在清廷对铜瓦厢决口的应对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决口.当时清廷正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疲于奔命,因此决定"暂缓堵筑"决口,对灾区采取的救济措施也非常有限.通过清廷对整个事件的应对可以发现:在内乱外患、军政祸乱频兴的形势下,清廷的施政能力已经大大地了减弱,自身的存亡绝续成为第一要务.明清以来的河政体制走上了解体的道路,救荒事务更加地方化.     

东河总督曾国荃治河事迹述略

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此后漕运路分南北,治河、修河成为晚清重要的内政。光绪元年,曾国荃临危受命,出任东河河道总督,期间多方筹集经费,改善运属长夫生计,修治河道、堤坝,试图恢复河运。但是河湖淤塞、河务繁杂、河帑短缺、河员贪腐等因素制约了其治河,故收效甚微。     

言语不通,讯无别故: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

"译讯"是清代"夷务"处理程序之一,清代前中期的"夷务"奏报中有不少关于"难夷"事务的"译讯"记录,从中可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外交流与沟通情状。整理细读《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相关奏折可以发现,1811年之前"难夷"事务奏报多以记述抚恤发遣事项为主,之后的奏报则对"译讯"费墨较多。面对"言语不通"之困境,清政府"译"之举措主要包括"比对手势""授与纸笔"及传唤多位通事、转送他处等多种方式,而"讯"之结果多为"并无别故"。对"难夷"讯问明确的日益重视,反映出清廷对传教、私货交易、兵船来犯等"夷务"的防范逐步增强,而"难夷"等"夷务"的日趋繁杂,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廷认识到"译"的迫切。纵然清廷"夷务"态度和翻译认识的转变充满被动与无奈,却是晚清翻译高潮形成的铺垫和前奏。     

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义

1826年清廷的漕政改革,以海运南漕、官督商办的“试点”形式取得成功。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自改革”尝试。本文分别论述了它在道光年间地主阶级“自改革”运动中的“标本”价值和“破题”意义,它对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功能扩大的良性影响,以及对近代“官督商办”体制建设的垂范、借助作用。     

清代北直隶子牙河的管理与河工建设

子牙河是清代北直隶地区海河水系的重要河流之一,与永定河、大清河、南北运河构成了京畿地区河流的主干,对流经区域的生态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保障京师安稳与漕路通畅,清廷对子牙河的管理与治理非常重视,不但设置了相关的河务机构,而且在200多年间修建了诸多的水利工程,有效地遏制了区域间的洪涝灾害。     

广州行商吴健彰拼购“西夷舰队”

十三行后期,行商吴建彰拼购"西夷舰队",镇压农民起义军,充当了清廷刽子手角色,这是行商群体中最为国人不齿的败类行为,但也从负面助推了中国武装力量通向近代化的大门。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

黄河图在清代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乾隆中期,河南段黄河出现严重河患,河臣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治理黄河,绘制呈奏黄河图,向乾隆帝、朝臣汇报河务信息,并为清廷进行黄河河政决策提供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彩绘本《豫东黄河全图》是乾隆中期河南黄河河患治理情形的集中体现,直观反映了清代黄河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略,表现了清代的河政运作和文书流转方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清前期中央王朝云南治理变革及其对边疆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军入滇后,吴三桂镇滇专权,督抚体制名存实亡。是时,云南"夷风未变、土官相仍",土地高度集中。历经康熙朝"撤藩"和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云南省级和大部分地方政权被纳入清廷直接统治。除此之外,清廷还在云南大力推行土地、赋役制度改革和儒学教育等,其实质是用"以汉化夷"取代"以夷制夷"。通过一系列变革,云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内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清廷真正有效掌握了云南的行政权、经济权与文化权。与此同时,"云南人"也逐渐摆脱数千年"夷人""蛮夷""夷倮"的角色和称谓,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     

汉代的瓠子大决口及其治理

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郡瓠子大决口,被灾地区极广,泛滥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这是有史记载的黄河所发生的一千五百多次溃决中的一次特大灾害。本文拟就汉代黄河的这次大决口的原因、灾情及其治理作一探索。     

两宫太后何以择定载湉为帝——兼论晚清皇储制度的变革

同治帝去世后,清廷面临着择立皇储的危机。两宫太后最终选定载湉为帝。因慈禧未在"溥"字辈中择立皇储,故而外间议论纷纭。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慈禧选定载湉为帝,乃是由于载湉年幼且为慈禧至亲,便于垂帘听政。但文章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两宫太后在择定皇储人选的过程中,具有三重标准:一,非过继或出继的皇族近支宗室;二,"子以父贵";三,立嗣必幼。必须符合这三重标准才可以被确定为皇储人选。晚清皇储制度由皇帝遗旨钦定转变为由太后懿旨钦定,太后成为了择定皇储的实际操纵者。"懿旨立储"是晚清皇储制度变革中的一次裂变,是一种具有过渡性的皇位继承制度。     

仿行宪政与维护国制间的困境——预备立宪后清廷辫服政策的讨论和调整

仿行宪政后,清廷就剪发易服问题展开讨论,试图借此巩固统治.但剪发易服对辫服国制的否定性迫使清廷继续执行严禁政策.徐锡麟案的爆发使辫服政策的讨论和调整最终回到坚持严禁的老路.这不仅使清廷在仿行宪政与维护国制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且使社会认清了清廷立宪的真相.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谈谈“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是哲学基本原理也是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这一命题既是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是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当前十分需要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一命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论“做人”文化与“做事”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对比分析了重做做人的中国,与普遍重做事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态度、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特征。通过分析比较,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文化在这几方面的差异与各自的优缺点。从而在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方面要博采众长、扬长避短,避免偏狭地看待某一种文化。     

文化哲学与有限性视域的内在关联

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凸显使得哲学研究对象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理性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理论范式的文化。这不仅表明了文化哲学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批判和审视,而且也表明了文化哲学存在的＂有限性＂视域,但它并不局限在某一种＂有限性＂视域之下而是要超越其＂有限性＂,这是文化形而上学本性使然。文化哲学批判的＂有限性＂视域以及在此视域中的＂无限性＂特征表明了文化哲学的＂实践品质＂,这一品质在马克思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得到集中体现。     

十载“巨盗” 义旗纵横──清末白凌阿起义述略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伴随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强大浪潮,被清廷统治者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大地上,也掀起了反抗清廷腐朽统治的起义风暴。白凌阿率领的由蒙、汉、回各族贫苦农牧民组成的义军是这时期东北人民反清起义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白凌阿．昭乌达盟敖汉旗人,①蒙古族。清朝政权建立后,“以蒙古部落为之（北方）屏藩”,②给予蒙古王公、贝子许多政治、经济特权。敖汉贝子的先祖因归顺努尔哈赤较早,加之后来协助清廷定鼎中原,守边有功,故极受清廷的亲重,清廷多次将王室的公主下嫁与敖汉贝子。敖汉贝子依恃清廷势力,…     

试论辛亥革命后的民国第一警局

1911年的辛亥武昌首义,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华民国最早的警察机构。这一机构的诞生,不仅填补了清廷倒台后的治安空白,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克服了战事频繁、秩序混乱、经济困窘、人员奇缺等诸多困难,客观上起到了襄助革命颠覆清廷的作用,最终成为革命成果的一部分。     

作为哲学观想对象的神学主题 ——试析奥古斯丁建构三位一体论的形上哲学方法论

奥古斯丁认为,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仅能够被信仰,而且能够被理解;这是他三位一体论哲学建构的出发点和纲领。在借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他所关注的并非三位一体信仰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而是这一信仰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他的方法是"cogitatio cogitatur",也就是"对思考的思考";在此,思想是他思考的对象。这一方法的结构是"Memoria-intelligentia-voluntas",也就是"回忆-精神-意志";由此,三位一体论的基础是一种回忆,回忆、理解(精神)和意志(意愿),共同属于思维的行为;在精神的具体行为中,自我回忆、自我理解和自我意志是一个生命、一个精神、一个本质。奥古斯丁也关注"modus cogitandi",也就是思维方式本身,这是他的方法的独特性;回忆本身就是思维的方式。回忆是要在人的意识自身中寻求三位一体的结构,比起人自身而言,上帝甚至更接近于人的内在;上帝按照自身的形象造就了人,这一作为原象的形象在作为肖像的人之中隐匿了三一结构的痕迹,人在反求诸己的过程中,就能够发现这一结构。于是,只要有人,那么上帝就无时无刻不在场,这也充分体现了奥古斯丁动态的历史观和时空观。没有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论的神学言说,也就没有将这一言说作为对象的哲学建构;没有这一对象的哲学建构,也就没有其中的位格(Persona)概念的奠定及其对后世哲学和其他学科中人格概念和主体概念的深远影响。同时,这样的三位一体结构,并非必须仅仅是基督教三位一体论意义上的三一结构,它也被允许是认知的、心理的、意志的或者其他的三一结构;这一结构筚路蓝缕,为关于人的研究开启了也许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诸多路径。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论“之类”句式及其流变

汉语中的“之类”句式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形成 ,是人们用来强调同类事物或同属性事物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之类”是由指示代词“之” +名词而构成的一种固定形式。唐以后 ,随着“者”字改用“这”字 ,“这”就有了指示代词的用法。于是 ,在现代汉语中 ,“之类”就分化出“这类”、“这一类”和“一类”等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