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四书”经典结构形成过程的思想史考察

由《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组成的"四书"是继"五经"之后的又一中国儒学经典结构,对中国及东亚诸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四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学术事件,而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外界的挑战而自身调整的结果,这与理学的形成、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马一浮四书学的该摄系统探析

基于对四书的推尊,马一浮精心营构了一个由四书统领的学术该摄系统。此系统以《论语》为根本,以《孝经》为辅翼,该摄六艺,该摄国学,该摄西学。层层该摄,气魄宏大,机理严密。貌似专断的学术取径一方面树立了终极的信仰,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打破了儒学与诸子学的壁垒,乃至填平了中学与西学的鸿沟,最终造成"六艺之下,诸学平等"的格局。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南宋《乐记》理学化阐释的两种路向——朱熹与杨简《乐记》中礼乐思想比较

理学作为唐宋儒学转型之后的新儒学,是中国经学发展的特殊样态和重要阶段。宋代理学对于天理、道统和心性之论的探讨,拓展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理学家在四书经学体系构建中,《礼记·乐记》《孟子》和《中庸》经传注释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学术契机。《乐记》篇章被当作先秦儒家心性哲学经典被重新诠释,引导南宋经学注疏中对于礼乐关系的解读发生了新的学术转向。朱熹和杨简作为南宋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对于《礼记·乐记》的理学化阐释丰富了古代乐论中有关礼乐思想的探讨。虽然同是基于理学心性论之上讨论《乐记》,却以不同的学术路向和哲学诠释法对《乐记》中礼乐关系重新阐释。把两者对《乐记》的阐释纳入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注疏体例、治学方法和哲学诠释路向的异同,辨彰不同学术特质阐释下的礼乐思想。     

“称雄科场”抑或“强学待问”?——以《四书疑节》为中心论元代四书“科举”与“研究”的一体化

元代四书"科举之学"颇为独特,它在服务科考的同时还具有"研究之学"的特质,《四书疑节》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性。该书以流行的"经疑"形式,围绕《四书集注》辨异析同,解疑释惑,体现出程序化、重复性、集中性等"经疑"科举的共性。然该书还洋溢着"如老吏断案"、"卞是非如数黒白"的"研究之学"特质,时有对朱子学的创新"越轨"之举,显示了经义与理学、《易》与《四书》、民间学术及个人修身与国家教化的同步,深化了四书学与理学关系,对今人把握科举与学术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意义。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朱熹:因中原文献之传而编辑宋儒理学之大成——兼论朱熹与吕祖谦的编辑架构思想

朱熹是继孔子编创"六经"图书结构之后,出现于南宋的又一位编辑大师。他通过编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近思录》等,开创了双重的"四书"图书结构。他将中国传统儒学体系推进到一个新的理学高峰,并影响其后880多年。这个图书结构的缔造成功,一是得力于嵩伊河洛大量"中原文献之传",二是得力于北宋众多学子特别是北宋"四子"理学研究的创新。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形成了儒学"中兴"与文化"转型"的局面。但因宋代"变法"与"守持"、复兴统一与抱残独撑的朋党权力斗争,绑架了学术论著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南宋庆元年间政坛引发的对程朱理学的攻讦挞伐,造成了宋元明清以来史上精神焚坑式的编辑出版学案。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四书》学的忧乐情怀与宋儒的内圣之道

以人文关怀、人生意义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既呈现出忧患意识,又包含有乐感精神,其实应该用"忧乐圆融"来概括。宋代士大夫在推动儒家哲学化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过程中,其出发点就是一种兼容忧乐的情怀。宋代士大夫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追求"孔颜乐处"的超然境界。宋儒通过挖掘《四书》中的忧乐情怀,找到了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深层精神。他们还进一步对《四书》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将《周易》的宇宙哲学与《四书》人格哲学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超越精神的内圣之道和天人一体的性理之学。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四书》与训诂

在目前国学复兴的大潮中,《四书》的教学与研究无疑是头等任务,而阅读和理解的基础在语文训诂.古人说:训诂明而义理明.在《四书》的古今传承中,文言时代虽有歧义,但多能自圆其说,互相发明,极少语文理解方面的硬伤.白话时代至今不足百年,由于两次大的“反孔”文化批判及“十年浩劫”的学术断层,造成当下《四书》教、学的先天不足,亟需开展学术研讨,正本清源.而首要的就是清除语文障碍,使师生得经义之确诂,熟悉历史的语言及文化场景,否则就会“不得其门而入.”《四书》的语文难点可分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     

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宗朱学派的四书学思想

宋代四书学是由儒学系统内部诸多学派支持的经学活动。其中主要一家是宗本朱熹思想学说的宗朱学派。这一学派学者宗本朱学的学术践行主要是 :自觉建树朱学的承传统绪、深入发掘经典的原理精神、运用序和跋书体开展学术批评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