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慧远的形神观及其与政教观的关系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慧远形神观的主要观点：形有尽而神不灭,神可传异形,修习佛典可以摆脱形累达到无患。同时论述了慧远政教观的特色：在家尽“形敬”,出家尽“神敬”,两种敬统一于“神”。并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其形神观是其政教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出慧远政教观的实质在于调和政教矛盾,归结点是“敬”,其形神观和政教观都是佛教中国化的努力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他者”解读——翻译的视角

“他者”是后现代翻译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文化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都对“他者”进行过不同的阐释。文化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弱势东方;而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女性自身。列举并评析几种代表性的“他者”论述,藉以透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过程,这对于当前语境下如何正确对待“他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浅析宁玛派的佛教哲学思想

宁玛 派是藏传 佛教最古 老的教 派。其存 在不但有 其历史 根源,而且 也有其 哲学 思想 上的 根源。该派 从本体论 角度主张“明空赤 露”,万物 皆空;其 本体论又 影响该 派的认识 论、真理 观和佛家 修习的 宗教实践观,这 几个哲学 观点的 核心就是“空”、“大 圆满”     

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

儿童观问题是儿童文学一个根本性的文化问题 ,2 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 ,集中到一点 ,就是“儿童观”问题。从五四“以孩子为本位”的儿童观 ,到 30年代“配合一切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 ,再到八九十年代尊重儿童个性的儿童观 ,它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产生了变革 ,通过儿童观来影响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     

佛教生存观与古代小说梦幻主题

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位,建立了独特的生存观理论,以空幻观、无我观、五蕴和合观等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梦幻主题小说的创作。追本溯源,外域佛教故事成为中土梦幻主题小说的原始母题。前人多认为梦幻主题小说受本土道教出世思想及虚主义的影响,视之为“庄生寓言之类”,本文则拟从佛教生存观的视角探讨梦幻主题小说的佛教影响。     

论"观物"与"观无"——儒学与现象学的一种融通

在汉语所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我们的一切“观念”,皆出于“观”:观念是“念”,念出于“观”。然而在中国思想中,“观”有两层不同的意义:一是“观物”,是有所观之观;二是“观无”,是无所观之观。观物之所观者,或者是形而下的存在者、“万物”,或者是形而上的存在者、“道之为物”,故有所观;而观无之所观者,则是存在本身,是“无物”、“无”,故无所观。而在儒家,这种“无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而观无作为无所观之观,实质上是一种生活领悟。这样的生活情感、生活领悟,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任何物的“事情本身”。     

冯契先生的佛教观研究

冯契先生对佛教的关注,主要涉及其对印度佛教基本内涵的概括和对中国佛教主要特征的诠释这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转识成智”这一范畴的深入考察,冯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观.冯契先生的佛教观,对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死亡学视域中的佛教研究

从新兴研究领域--死亡学视角出发,历史与现实结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佛教死亡观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指出佛教是中国思想中死亡理论最丰富的学说,为世界现有各大哲学流派和宗教派别中惟一能与现代死亡学全方位接轨的理论体系;佛教死亡观是对儒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死亡观的承接和拓展;佛教死亡观由知识体系和超越体系两部分构成;佛教死亡观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因素.     

禅宗的“不立文字”语言观

禅宗是以禅悟为达到成佛的目的和修持方式的 ,这种独特的修持觉悟方式决定了它是超越思维、推理的 ,是排斥语言文字作用的 ,“不立文字”也因此成为禅宗作为佛教特殊一系修持实践的本质要求。但是 ,禅师在传达禅理、禅法乃至禅悟时 ,不可能全面地、彻底地排斥语言文字的功用。从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播禅法至明清时代 ,禅宗的语言观大体上经历了由“不离文字”到高唱“不立文字” ,再到回到“不离文字”的演变过程。禅宗的语言观一方面充分而深刻地揭露了直觉体悟与语言文字的矛盾和关联 ,为探讨和总结直觉和语言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方面又有力而全面地推动了中国语言的艺术化 ,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内藤湖南与魏斐德的汉学观研究对比

内藤湖南和魏斐德分别是日本和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与中国具有同源文化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始终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汉学;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本文就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二者汉学观的不同,分析对比了他们的汉学背帚、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     

“诗意童年”与“社会启蒙”——从《稻草人》《大林和小林》看中国近现代儿童观演变

20世纪之前,中国社会主流儿童观“目的论”与“功能论”倾向异常显著.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出中国社会对于儿童的“发现”,其标志之一就是童话集《稻草人》与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前者体示了“童心”与“启蒙”的交汇,后者则表达了“想象”对“时政”的涵客,两者都是新型儿童观复现、传播、迁移、衍生的表征.尽管如此,但就内在构成与价值蕴含而言,《稻草人》与《大林和小林》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儿童本位”之儿童观.此间,中国现代儿童观演变之路只走完了最初几步,前路依然崎岖而漫长.     

“天下观”的寓意及其社会学阐释

中国“天下观”是举世唯一的社会观,为中国社会发展规约了方向。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心文明与外围蛮夷的区分。中国的“天下观”实际上包涵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空间地理上的概念,即中国人如何确立着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位置;二是社会寓意方面的,即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独特的文明与传统。也即自然的天下观和人文的天下观的含义,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源自一个社会基础,即中国的乡土习性。“天下”视域下的中国社会既是充满僵化与超稳定因素的社会,又是弥布活力与变革的社会,在这里,“自然”的天下观变化是主导中国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直接根源,而扎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天下观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经验”形成的理论前提。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中原造图系统影响下安岳千佛寨多佛造像的辨识

四川安岳千佛寨第 51 龛表现的是《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记载的内容, 可称之为“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变”。开亚于开元、天宝时期, 由两京地区传入, 反映唐代中原北方地区礼忓传统。经文中的末法思想被造像完整呈现, 与净土信仰结合可能与玄宗时期激烈的佛道斗争直接相关。四川地区佛教造像是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佛教图像系统的映射, 在构建唐代佛教艺术谱系, 探究唐代忓法和末法思想内涵领域应受到更多关注。     

金融"功能观":重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整体思路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是以金融“机构观”为理论基础,从而使农村融资制度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金融机构的调整来展开。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融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金融浅化”趋势日趋明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问题不在现行的信贷政策,也不在现有的金融机构,更不在9亿中国农户,而是在基于“机构观”所架构起来的现行农村金融制度。因此,以金融“功能观”来重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整体思路,这才是唯一出路。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佛教与儒学都不是一家;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特色;而对佛教的认知与评价不乏误读之处.     

新中国社会主义观与中国模式的生成发展

社会主义观是元社会主义理论,它主要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观是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实现形式.中国模式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观的演进而生成和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演进历经反复和曲折,其成功与挫折都成为转化为积极的理论财富.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社会主义观,并推动中国模式的初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和深化了新社会主义观及中国模式;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把新社会主义观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正推动中国模式的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