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耻感与耻感教育

耻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源头,中国人的耻感源于群体意识和"面子至上"理念。耻感教育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之重要内容,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略。在当今社会,羞耻感依然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是追求荣誉、远离耻辱的精神力量,是抵御不良诱惑的道德堤坝;耻感教育依然是明辨是非善恶、酿造良风美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切入点。     

耻感与耻感教育之困境

耻感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和道德约束力量,是古今中外伦理文化都褒扬的道德品格。耻感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它有助于养成良好的道德人格,过滤和净化社会不正之风,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目前,耻感教育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利益中心”导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和文化环境的多元复杂三方面道德困境,但最根本的是道德教育自身的单一和表层。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澄清道德教育价值认知范畴和实践理性范畴的特性,并在德育过程中充分认识道德的层次性,关注德育的可接受性和发展性。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刍议

世界文化的划分因其角度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其中较为直接的一种划分是将世界文化分为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这是因为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东方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属于罪感文化。究其原因,这两种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东方耻感文化根源于儒家思想而西方罪感文化根源于基督教之“原罪说”。     

耻感的伦理价值研究

“伦理是一种本性上普遍的东西。”“耻”是其本身不能作为“普遍物的那种个体”。耻感是人对自己的普遍本质即伦理实体的认同和皈依。在伦理维度上研究耻感价值,从而推动民族伦理精神发展。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儒家伦理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以仁、义、礼三者统一、人性论、义利观、道德修养论、以德治国等方面为一体的完整的体系。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初步确定了注重伦理道德的儒学思想史特征,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先秦儒家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制约思想

先秦儒家从“德治”理论出发,从伦理的角度来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主张通过构建权力执掌者的道德价值体系、强化当权者的道德自律意识等方式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一理论立足于传统中国的现实,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道德理想主义又使儒家的权力制约手段和方式重于自律,忽视他律,重于防范,疏于制裁;制约对象和内容重于叛臣,疏于贪吏,重于品行,疏于官吏的能力和实际作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先秦儒家权力制约思想对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机制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论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

先秦儒家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受教育者形成仁道理想、独立意志、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和真、善、美统一的人格 ,而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培养则主要是通过反求诸己、情感体验、主体实践、自我超越来实现。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德育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先秦儒家伦理文化与伊斯兰伦理文化的比较

中国先秦时期逐步形成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体系。伊斯兰伦理文化也在整个伊斯兰文化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有相异处。它们都能够协调人与信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方面有重要作用。     

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

先秦儒家特别注重道德教育,本文阐明了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以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并就其对现实的意义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浅谈先秦儒家与伊斯兰文化的和谐思想

通过对先秦儒家与伊斯兰文化典籍的研究发现,两种思想文化在称谓上、世俗生活中蕴含着强烈的和谐思想.先秦儒家与伊斯兰文化正是将这种思想渗透到政治生活、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的各个方面,构建了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理想蓝图.     

论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技术思想之融合——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

本文论述了先秦人文精神的历史渊源及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为技术思想提供了可知论并促进技术主体的能动性;先秦儒家重视生态整体性的人文精神,为技术思想提供生态伦理意识,为技术思想提供了合理的人文规范,体现出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技术思想在人与自然层面的高度融合.     

略论先秦儒家的山水美学观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我国自然山水美学思想发展的起始阶段。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了自然审美的朦胧意识,但真正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理解自然山水,还是应从此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等人的自然审美观基本代表了先秦时期儒家的自然美学思想,并对后世的自然审美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先秦令书

先秦令书是先秦统治阶层发号施令时使用的一种公文书。有的先秦令书是由统治者直接下发的,而有的则是统治者以天、帝的名义发布,但无论何种形式下发的令书,如有违犯受到的惩罚都是相同的。殷商甲骨卜辞所载的令书为目前所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令书实物。"令"与"命"是先秦令书的代字,不过令字的使用早于命字,而且,令字起初在殷商时只用于命令之意,至西周时才开始利用令书进行赏赐和册封。秦统一后改命为制、令为诏,先秦令书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先秦用诗与儒家诗论

先秦时期,《诗经》在使用时已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在朝聘会盟等场合中赋诗言志成为一项约定俗成的制度化的礼仪活动,引诗赋诗成为当时各国文化交往争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式。儒家的起源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相应,儒家诗论从开端也就明显地偏重于政教。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诗经》在先泰儒家学派传授解释中的发展和演变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儒家诗论从春秋到战国,对政教的强调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学理论。     

中国先秦时期的素食观

中国先秦时期形成了农业文明时代素食观的基本思想形态,其中有较为明确观点的主要有儒家、道家和墨家。儒家的素食观念不甚清晰,但也为维护社会秩序建立了因礼而设的素食制度,并开始把仁爱理念拓展到饮食文化中,总体上不反对肉食,但主张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食素。道家通过提倡素食达到节性适欲的目的,以此调适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墨家和《吕氏春秋》都提出了论述系统、逻辑明晰的素食主张,其中墨家通过提倡素食来达到节财养俭的目的,以此反对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贪婪行为。先秦素食观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当今生态文明时代,先秦素食观既可以也应该通过创造性转化而重获生机。事实上,健康、科学、合理、有文化品位的饮食观才是这个时代我们应提倡的。先秦素食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因子丰富了中华民族饮食观念里面的传统意蕴、民族底蕴和人文涵蕴,既可以也应该成为现代饮食观的有机成分。     

先秦儒家“德知一体”的涵养功夫及其发展道脉

中国古代涵养功夫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秦儒学率先提出尽心知性、德知双修,虚壹而静、内修外用的思想。此后,从周敦颐主张的主静立诚、自尽心性,到程朱倡导的敬明人理、进学致知;从陆九渊强调的涵泳胜心、超然无累,到王阳明阐发的致其良知、心外无学;再从王充、张载提出的留精澄意、必开心意,到王廷相、王夫之论证的虚以生明、思而穷隐等,先秦儒家德知并重之涵养功夫,虽几经变迁、多有发挥,然其发展道脉总是一以贯之,并无大改。其间所蕴含的辩证性与实践性内容不断追加,其所弘扬的圣贤气象之人格与致一用敬之学品,均已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并逐步接近现代思维水平。     

先秦儒家论和谐社会的构建——兼论其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精神意义

先秦儒家在创造性地阐释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案。他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一种与人性培育紧相关联的礼制秩序和礼乐文明,它兼具等级划分和仁爱互助的两种功能,其实现的关键在于作为政治中人的“君子”必须“克己复礼”。这与当代中国所追求的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它仍能给予当代人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     

先秦时期儒家与道家的审美教育思想

中国审美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源远流长,较为系统的审美教育思想,源于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思想家。本文通过对孔子等人教育思想的评析,揭示儒家、道家的审美教育思想的不同特征,以及对于形成审美教育思想的中国传统的根源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