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与罗马共和宪政的衰微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和20年代,格拉古兄弟所进行的以土地为中心的改革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小农破产问题,恢复罗马共和政治制度的根基。但这种充满理想和复旧色彩的主张与日益扩大的罗马国家以及地中海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格拉古兄弟的愿望相反,他们的改革不仅未能恢复小农往昔的地位、巩固共和宪制,在客观上反倒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和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另外,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罗马共和宪制内合法斗争形式,以直接的暴力冲突取代了谈判和妥协,标志着罗马共和制度的衰微。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土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从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到马略改革

罗马共和国时期围绕土地问题引发小农破产、兵源不足等危机。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起,罗马 政府开始颁布法案加以解决。后又出现格拉古兄弟改革和马略军事改革。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 和围绕土地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从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效果上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的土地发展情况,从而了解罗 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论罗马共和晚期的内战

本文就古罗马文学家阿庇安所记罗马共和晚期内战的某些定性提出异议,就恩格斯所言内战“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提出质疑。本文略论了战争的起源,界定了战争与冲突的区别,内战的涵义。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为的是土地占有权、分配权、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格拉古兄弟之死,萨特宁之亡,德鲁苏被杀,只能谓之为冲突,不可定为内战。意大利人的同盟战争,西西里岛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都属于内战,但是为争取公民权、人身自由权,不是为争取土地所有权。苏拉和马略,凯撒与庞培,安东尼与屋大维先后的内战,是争夺独裁者宝座,是奴隶主统治集团争权夺位而引发,更不是为争夺土地所有权。     

小农制与东亚现代化模式──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转型时期农业制度的考察

本文考察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台湾、南朝鲜经济转型时期的小农制度，重点探讨当代小农制的几个基本特点：资产阶级政权取代地主，取得了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在小农制的框架内，发展导向的威权主义政权与农民结成一定程度的同盟，同盟的实质是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小农制下地权的平均化和政权对农民与农村社会控制的强化，是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与拉丁美洲的官僚成权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将近３０年间台、韩农业部有比较突出的增长。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自耕小农不计薪酬的家内劳动力投入，一是政权从投资、信贷、农业科学技术推广诸方面对小农的扶持。小农以其产品、资金和劳动力对高速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贡献的主要渠道不是市场，而是政府通过实物税、随赋征购、压低农产品价格等政策与措施直接从农民“榨取”资本。     

试论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地区土地改革

1949年刚从大陆退踞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危机四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缓和人口骤增的压力和农村日益紧张的租佃关系，实现社会稳定，国民党在1949年至1953年期间，以和平改良方式，实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此次改革对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本文拟从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地区土地改革的实际出发，概述了台湾地区土地改革的社会背景、内容，以及台湾地区土地改革的积极影响。     

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兼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比较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具体表现为生产的个体化与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分散的生产资料（ 小块土地） 占有制只能与分散的个体化小农生产力相适应，而土地兼并造成的生产资料集中，则每与分散的小农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横征暴敛造成的剥削加重，又与有限的小农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从而引起周期性危机和改朝换代     

论汉唐间河洛地区小农土地私有制的兴衰

小农土地私有制作为封建社会最不稳定的土地制度 ,在汉唐间河洛地区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每一个封建王朝初期 ,出于封建政权巩固的需要 ,政府贯彻了一系列旨在扶植小农经济的政策 ,小农土地私有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而到封建王朝的中后期 ,伴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恶性膨胀 ,小农土地私有制因之急剧萎缩 ,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特有规律。     

农地私有化:捷克与斯洛伐克个案及其启示

历史上捷克和斯洛伐克形成较为普遍的小农土地所有制。20世纪90年代转轨后,通过土地证券赔偿,捷克和斯洛伐克把农地退还给集体化时的土地所有人或者继承人,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净资产则以股份的形式私有化。私有化后私人农场并未形成主导地位,新型农业合作社成了农业经营组织的主要形式。在私有化过程中农业产量剧烈下降和波动,农业劳动生产率虽有较大幅度提高,却是以一部分农业劳动者的失业为代价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农地私有化对中国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农地私有化不是政府或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农地私有化不是农业发展的灵丹妙药,必须高度重视和培育适宜改革的宏观经济环境。     

雅典城邦危机的基本原因和标志

奴隶制的发展总是同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小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联系在一起的。奴隶制的发展有助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两者互相起促进作用;对于小土地所有制则不然,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小农破产,造成小农经济崩溃。小农脱离土地,城市贫民增加,公民与土地所有者基本合一的原则逐渐破坏,城邦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这是雅典城邦危机的原因和标志。     

促进还是抑制：土地互换制度是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

对土地互换制度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回答是构建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并行路径、优化小农内生发展的基础。研究利用山东省和安徽省调研得到的232个村庄数据和826份农户数据,采用Tobit和SNP模型分析了土地互换制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利用逆概率加权IPW模型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以尝试对土地互换制度与土地流转间的关系进行回答。研究发现：土地互换制度抑制了农户转出土地,增加了农户流入农地的需求;相较于规模户,土地互换对扩大小农户经营地面积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推动小农户内生发展。在村庄层面上,土地互换制度促进了村庄的土地流转,并且村庄的平均土地流转费用增加。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农户与村集体“收入双增”、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可以将土地互换制度作为突破口。     

小农格局下的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阐述与国际镜鉴

基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小农生产格局下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板的理论阐述，针对性梳理日本、韩国等典型小农国家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国际经验。研究表明，保障供给、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体系完善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小农生产格局下，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品质和环保水平差等固有不足，使中国农业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尚存一定差距。提出中国可借鉴日韩两国推进结构改革、健全社会化服务、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融合、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推动绿色转型和夯实“软实力”的典型经验，以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为政策主线，促进人、地、资金等关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不断强化种业创新和装备创新，推动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绿色转型，同时注重将增强“软实力”作为提升“硬实力”的有效补充。     

国外土地冲突的比较分析：样态特征与治理启示

土地冲突是世界各国在转型中必将遭遇的重大挑战，但其在各国间的表现形式又有很大差异。通过对国外土地冲突研究的梳理发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土地所有制改造中对贫农和原住民的强制剥削，成熟稳定后则表现为土地开发中公私利益的张力和地利共享与利益补偿的价值追求差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后殖民时代地权垄断格局下无地农民的反抗和地权流转过程中权力和资本对小农利益的侵害。在不同的发展经验背景下，国外土地冲突治理产生了“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土地冲突的诱发因素是多样的，基于“国家-市场”地权二元化改革路径通常失效。中国农村土地冲突与国外土地冲突既有相似又有很大不同，应走出地权改革的“国家-市场”二元化困境。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普鲁士式道路”是在最大限度地保存农奴制残余的基础上，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这种改良的道路不仅使德国农民长期遭受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双重剥削，而且把德意志民族多次带入军国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德国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彻底铲除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生存土壤，“普鲁士式道路”最终取得独立地位的还是革命而不是改良。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实现统一后不仅完成了社会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农业的互相融合，而且完成了小农制与现代大农业的有效衔接。促使农业向着资本化、企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     

《格拉古小麦法》研究

公元前124年,盖尤斯·格拉古当选为罗马保民官.其在位期间,颁布了《格拉古小麦法》,向在首都的罗马市民分派平价小麦,同时规定了建仓和筑路问题.为实施该法,罗马国家就小麦的保障运输、完善加工、加强组织、稳定价格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形成了与《格拉古小麦法》配套的粮食立法体系.《格拉古小麦法》体现了真正的公共福利,可以认为是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     

共生与变异:唐代国家和均田小农的关系演进

国家和均田小农的互动和博弈是贯穿整个唐代前期社会的一条主线.均田小农与国家政权相伴共生,并在其精心培育下迅速崛起,成为大唐帝国赖以发展和勃兴的依靠力量.由于均田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存在巨大落差,导致农户生计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也就决定了很难将其固化在土地上.唐王朝与均田小农的蜜月期并未维系多久就发生了变异,迫于生计的均田小农大量破产逃亡,尽管国家不断通过大规模"检括"行动表达维护既有制度体系的强烈愿望,但均田制的瓦解已呈不可遏制之势.两税法的颁行正式宣告均田小农阶层的解体,国家也以之为起点开始了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的探索.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启示

历史上，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是以农民被剥夺，农民与土地、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前提的。然而，战后五十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从分离趋向统一；二是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改革，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户家庭经营，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及制度基础。     

秩序再造:恺撒社会改革探析

基于罗马共和末年混乱的社会现实，恺撒本着务实公正的原则对共和秩序进行了全面改革。其各项政策的提出虽含有政治斗争的目的，但更大程度上则是为了结束社会混乱，缔造一个以罗马和意大利为中心的稳定有序的庞大帝国。     

农民的偏好与农地制度创新

一些经验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农户并不向往土地的私有化改革,这与经济学界的理论推断大相径庭。本文认为,小农对于土地制度的偏好是具有充分理性的:由于土地的资源(?)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宏观约束,中国的农村土地必须同时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和资产功能,因此农户选择农地制度的真实逻辑是,在"生存安全"和市场获利机会之间充分权衡,倾向于维持当前农地制度的基本架构,同时自发进行有利于其土地权益实现的各类渐进式创新。     

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制度

罗马从王政到共和体制的转变并不是通过一次暴动来完成的，罗马共和制度的形成也不像古代罗马传统作家所说的那样，是为防范专制政权而进行的理性创设。事实上，罗马共和体制的形成既受到了当时意大利其他各邦存在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同时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基于安徽省阜阳市土地流转情况的分析

近年来,阜阳市农村土地流转日益活跃,其原因是长期松散的小农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农村劳动力日益短缺;种养能手、创业能人需要流入土地;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植。目前阜阳市土地流转主要有租赁经营、合作社带动、技术承包、示范园区四种模式。阜阳市的土地流转催生了大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实现了集中连片种植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节约了生产成本,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最后,提出了加快土地流转步伐的建议：成立土地流转中心,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健全农村保障体系;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