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和谐社区治理主体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分析社区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威重建、社区社会组织兴起、社区精英对社区治理过程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营造和谐社区过程中,必须构建国家与社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互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精英的引导性互动、国家与社区精英的整合性互动三种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模式。     

社工机构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调查和分析——以河南省Y市X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在河南省Y市X区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中,社工机构能够有效分解政府负担,合作治理效果显著;社工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有效缓解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机构不断探索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有效链接社会资源,推动社会资源的整合.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不够、社工机构规范性不够、岗位社工管理漏洞和专业化倾向等问题.为此,要加强社工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对社工机构的监管,完善社工服务评价体系,促进岗位社工的行政化和专业化的融合发展.     

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系统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上海市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开展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是其中重要一环。本研究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系统的分析发现:在社会层面,上海市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在社区层面,社区非政府组织是社会支持服务体系的主体;在家庭层面,家庭是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的主体;在个人层面,专业社工是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服务的主体,社会帮教志愿者发挥辅助作用。在此多元化社会支持系统中,各主体都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支持。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来源比较——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比较研究之一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来源比较表明:在社会层面,香港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社会服务体系,而内地是政府主导且政府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社区层面,香港是以社区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而内地是以社区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在家庭层面,两地家庭同是残障服务的主体,但内地家庭负担更重;在个人层面,香港既有社工专业又有社工职业,而内地只有社工专业而没有社工职业.香港与内地残障服务的差别给内地残障事业和残障服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社区养老服务困境检视与优化路径——以安徽省B市为例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长期困扰政府的难题。目前,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多元主体正在逐步融入到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之中,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局面尚未形成。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出发,以安徽省b市为例,论证多中心理论与多元主体参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契合性,验证多中心治理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行性。从多中心视角分析,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依旧存在政府角色定位偏差、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家庭养老观念落后、养老市场混乱等困境,并从政府明确定位、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政府及大众媒体牵头宣传新观念、政府及市场经营者共同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秩序等角度提出治理路径。     

汕头创建文明城市中社会组织参与研究——基于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比较视角

文明城市创建的"复合型事业"本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参与的必要性。以汕头市社会组织在交通志愿服务中的参与为研究对象,基于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理论比较视角,社会组织怎样参与交通整治?参与过程折射出怎样的地方政社关系?如何让社会组织在创文中发挥更大作用?从政府对政社关系的认知、创文动员架构及政社互动过程来看,社会组织仅被看作是"填缝剂",始终处于被领导的地位。鉴于创文运动式治理模式及地方社会治理的"沙漏型"结构所隐含的治理困境,地方政府应进一步认清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上为其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使文明城市创建事业顺利进行下去。     

“三社联动”:解开社区运作难题的“金钥匙”

居民需求得不到满足、社工队伍专业化不够、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弱化……如何破解影响社区和谐稳定发展的难题?在不断探索中,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工为核心,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推动社区内各类组织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各种社会力量之间良性互动,走出了一条创新和实践"三社联动"的新路子。     

协同整合：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角色与功能探索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工作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组织承接服务供给是我国社工站建设的基本方向。政府购买服务使社工站兼具了政府、社会的不同属性，成为联结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桥梁。在我国的治理情境中，社工站承担协同的角色，在党建引领下，通过专业能力的发挥起到跨界整合的作用，进而回应福利治理、社区治理、弱势群体服务供给等不同方面的需求。协同整合是社工站建设的统合概念，行政整合和专业整合是社工站建设的两个维度。社工站成为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点，通过多重角色的构建，回应不同主体的要求，逐步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服务单元。     

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行动领域、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

当前学界在公共租赁住房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存在空缺。本研究运用社区综合性评估方法,评估了长沙市10个公租房社区的公权力结构和社区管理与服务状况,发现当前公租房社区治理多为行政主导型模式,社区管理与服务存在水平初级化、回应机制不顺、效果欠佳等缺陷。社会工作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可从发展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包容、培养个人技能三大行动领域介入,构建以任务群体、社区网络、大众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工作组织模式。参与公租房社区治理的路径可选择为,变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为政府引导机制,厘清政府和社会在公租房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力解决社工等社会力量对政府的依赖问题。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实践：分治与协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购买养老项目扶持乡村公共服务，深化多主体协作，构建乡村养老联合体。依据供给主体不同，乡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分三类：“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社区居家助老项目、医疗养护机构主导的家庭养老床位项目和社区治理面向的老年社工项目。借鉴网格治理理论，比较不同属性的供给主体在服务规划、服务体验和服务成效上的差异性，揭示项目制下主体分治产生异化的微观过程。目前此三者的服务供给面临三种困境：盈利组织服务低质化，混合型组织服务目标偏离,非盈利组织行政吸附、服务碎片化，最终三者走向服务“疏离化”和人员“内卷化”，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边界模糊和各分治主体自主协调困难。建议根据生命周期，构建以家庭需求为本的协同机制，理清各主体彼此义务并创新流程，在新层面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重塑多主体合作关系。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政府购买服务:民办社工机构的困境与对策

在我国加快发展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大背景下,民办社工机构的参与却面临困境:一方面,机构自身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专业能力有限、内部治理不规范、社会认同度不高等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资源对民办社工机构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且对民办社工机构的专业性引导不足。培育民办社工机构应从机构自身及政府两方面着手,在加强机构的专业能力建设、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及提高社会认同的同时,政府也需要采取有倾向性的"政府资助"、提供人才支持等措施对其进行培育,还要加强对它们的专业性引导。     

政社合作困境及其症结探讨——社区共融项目“内卷化”现象分析

S市P区“社区共融”项目的产生是建立在需求契合基础上的政社互动合作的结果.项目前期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证实了统战领域“政社合作”的初步成功.然而,随着项目的逐步推进,该项目的运作困境逐渐显现,出现“内卷化”现象:购买形式不统一;项目目标大而化之;权责关系不明确;统战社工定位模糊;项目开展专业空间不足;统战社工人才流失率较高,难以保持稳定的专业团队.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社合作困境源于三个不足,即基层政府部门的认识不足、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不足、社工人才队伍及专业空间不足.构筑政府与社会组织健康、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基于香港与大陆的比较分析

香港社工以政策倡导者、决策参与者、服务提供者、中介者的角色,全程参与拆迁的整个过程,服务环节相对系统完整。大陆地区社工主要在拆迁执行阶段介入,以拆迁执行人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参与工作,较少参与决策和政策倡导。基于德金行动研究模式理论所建构的拆迁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型包涵工作系统、介入周期、核心任务、身份路径四个维度,旨在将以社会工作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有效嵌入现有一元主体的工作格局中,以实现拆迁社区中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社区治理中社工机构与居委会关系重构——以福州市的个案研究为例

社工机构与居委会之间互补协作,建构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多元社会治理的理想类型。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居委会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后,分摊出宣传、服务和部分临时性任务让社工机构承担;社工机构因其非营利性、组织创新性以及弱专业性,在服务对象来源、服务资源以及成效宣传上依赖居委会,表现出"职能分摊-资源依赖"的"伙计"关系。"伙计"关系是社工机构基于现实状况而做出的一种妥协,未来应该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实现。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基于香港与大陆的比较分析

香港社工以政策倡导者、决策参与者、服务提供者、中介者的角色,全程参与拆迁的整个过程,服务环节相对系统完整。大陆地区社工主要在拆迁执行阶段介入,以拆迁执行人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参与工作,较少参与决策和政策倡导。基于德金行动研究模式理论所建构的拆迁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型包涵工作系统、介入周期、核心任务、身份路径四个维度,旨在将以社会工作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有效嵌入现有一元主体的工作格局中,以实现拆迁社区中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基于和谐社区构建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研究

纵观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居民自治型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互动模式主要体现为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权利,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社区制度建构等层面的分权参与。基于和谐社区构建要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强化多元合作关系、重视公民社会的主体权威维护、构建和谐治理机制等。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